多数有关企业家精神的书籍中通篇都是奇闻轶事或者“街头戏法”之类的内容。在这类书中，我认为最好的当数乔治·吉尔德1984年写的《企业之魂》。
——彼得·德鲁克
乔治·吉尔德道出了企业家的心声。
——约翰·奈斯比特
将枯燥无味的商业与经济学烹制成一道文学大餐。
——小埃米特·蒂勒尔
如果市场认为一个公司主要是服务于它的拥有者，而不是服务于市场，那么它的财富将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对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来说，创业不仅仅代表着从事某项经济活动，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样地，创业是一种对自由和自治的追求，它鼓舞着人们大胆地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鼓舞人们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才能、精力和聪明才智来改善大众的物质福利，同时也引导人们从事其他社会工作。在该书呈现给读者的所有场景中，没有比迈阿密古巴移民的集体场景更让人惊叹的了。他们在仅仅30年内就创造了美国的一项奇迹，也就是使他们的新家园成为一个经济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社区。而正是为了激励所有美国人，唤醒他们的创业精神，我们才出版此书，对此我们深感自豪。
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尔德在该书中阐述的观点并不新颖。因为他只是汲取了历史上那些勇于大胆探索、自力更生的人们的智慧，他所表达的大部分观点都来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思想以及该学科创始人的政治思想。然而当时美国正处于公众与无所作为的公私机构疏远了的时代，创业精神能够为公众以及他们所在的社区提供如何去面对关键的挑战—僵化的社会结构、环境危害、健康与安全问题以及对繁荣发展的威胁等方面的答案。
随着《重获企业精神》以及随后吉尔德的经典之作《财富与贫困》新版本的出版，当代研究所（ICS）将继续按照计划，倡导创业者的生活方式。通过美国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倡导企业与市场的人的一系列阐述以及通过分析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ICS将继续分享并普及吉尔德等所巧妙阐明的这些理念。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从充满活力的企业自由中获益最丰。ICS的目标就是希望重获企业自由的创业精神，并鼓励这种精神更强大地复兴。
小罗伯特 B. 霍金斯（Robert B. Hawkins, Jr）
当代研究所所长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乔治·吉尔德的经典之作。它在初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个章节的内容以及序言、结语，并且对部分内容做了适当的更新。与初版相比，这个修订版内容更加丰富，论述更加充分，可读性更强。
作为经济学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乔治·吉尔德，在本书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供应学派的经济思想。他认为，经济学家们钻进一大堆的经济数据中，将财富的增加看成是缓慢地向上增长的过程。而人们认为，可以通过工人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与设备的缓慢更新实现财富的增长，并通过教育、培训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使“人力资本”得到持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所有这些增长的途径，与企业家以新观念和新技术开办的新企业所起的作用相比，都是无法比拟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实很简单：有创造力的人拥有了资金。经济停滞的原因也一样的简单：富于创造力的人的资金被剥夺了。为了扭转经济衰退，国家需要改变政策，唤起人们的创业激情，个人必须被允许积累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并可用于经济的发展中去。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个人的财富，而不是企业或集体的财富。作者认为，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大大高估了物质资本形成和其他经济活动量化指标的重要性，严重低估了开创性创造所具有的决定性、根本性作用。盛行的资本主义理论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对资本家的完全不信任和缺乏理解。在作者看来，企业家的关键作用并不仅仅是填补现有市场或理论的缺口，而是产生一个全新的市场或理论。因为在资本主义下，财富不是一堆商品，而是一种观念流。资本主义的外表景象可能看上去是固定的、确定不变的，因而似乎也是可以捕捉到的，但是事实上它却是一种精神与观念。吉尔德大力批评“陈旧”的财富观以及对企业家创新的漠视。他高度赞扬企业家，认为给予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规则，企业家所做的是经常回馈社会。而政府却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为此他认为应该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税率，刺激供给，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本书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语言通俗易懂，既非严格的学术性著作，也并非通俗类的文学作品。书中既有文学式的描述，又有颇具学术性的经济学观点的阐述。但是，却没有学术作品的晦涩、文学作品的夸张和辞藻的堆砌之感。不论是对企业家的热情讴歌，还是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文笔之中都饱含着激情。
第二，该书讲述了像辛普洛特等一大批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历程，故事生动而富有启发意义。对美、日、英等国家税收制度利弊的分析也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颇具说服力。
第三，该书视野开阔，内容庞杂。从企业家的创业到美国的经济政策、世界的经济形势，从房地产行业到半导体行业等，涉及面非常广。
在翻译过程中，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企业之魂》（曾伟光、李海平、余谷、华仲乐译）给我们翻译本书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弥补了我在专业知识、文笔修辞上的不足而可能导致的错误，同时也令我对前辈的翻译态度深表敬意，在此表示感谢。还要感谢北京外交学院朱杰进博士、刘慧博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熊祥，他们对译稿做了大量的校对工作。此外，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吴亚军编辑，如果没有他对该书的重视，该书也不可能以这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林民旺
2007年1月
于外交学院编•辑•笔•记
资本分配的80/20原则看似不公平，实际上却揭示了企业家的创业之谜。在自律和奋斗中，企业家在向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与服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累和扩大自己的财富。为了经营这些财富，他们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热情。一旦他们开始关心自我消费而放弃企业经营，那么财富就会迅速贬值。这也是驱使企业家不断奋斗和创新的动力。因此，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冒险经营”将带领着企业不断地进入新的领域，从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为了保持和激励这种信仰，政府需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的自主创业精神，这才是一个国家财富保有并增值的秘密所在。
美国企业家与40亿穷人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上。这些脆弱的人们仅仅掌握着一点政治权力和防卫手段。民主国家的人民或者军人集团能够任意夺取他们的财产。为什么在遍布饥荒、贫困和疾病的地球上，却有少数人能够控制的财富足以是他们生存与享受需求的成千上万倍？为什么少数几千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能够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国家的财富。
更具体地说，为什么媒体大亨威廉•克卢格（William Kluge）拥有70亿美元的财富，而社会工作者苏西•圣特林（Suzie Saintly）一年却只能挣15 000美元？或者说为什么哈里•赫尔姆斯利（Harry Helmsley）支配着10亿美元的资产，而哈里•霍姆利斯（Harry Homeless）却只能以蒸汽炉边的破毡子为生？为什么微软总裁比尔•盖茨（Bill Gates）身价高达70多亿美元，而最早的用于个人计算机的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 spreadsheet的发明者丹•布里克林（Dan Bricklin）却仍然才雇用一个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着？为什么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能够控制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流，而美国总统一年却只能挣取200 000美元的工资？
这些是否都是合情合理的呢？
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现的问题的确令人吃惊。为什么1%的最上层家庭拥有整个国家财富的20%，而最下层的20%家庭却深陷债务之中，所占净值份额微小到根本就不用测量。
在全球层次上，贫富不均表现出的情况就更是极端。为什么甚至美国最下层5%的人扔掉了足够养活一个大洲人口的食物，而100多万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n）人却死于饥荒。为什么美国的狗和猫吃的食物却比这个不公平的地球上的中等居民还好得多？
我们都知道生活是不公平的，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多么可笑啊！因为它看上去是多么不合情理、不恰当啊！很明显，这种差距既不与他们的需求、美德或者智商相一致，也不与他们的信用、教育水平、社会贡献成比例。
现在大部分观察家都承认资本主义能创造出经济繁荣。然而似乎富人的形象却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讽刺。例如，让我们掩着鼻子来看看美国富翁前400名的《福布斯》排名吧！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身材矮小、尖嘴猴腮、脾气暴躁、满脸斑点，而且一副肥肥胖胖的蠢样。他们中至少有10个人中学都没有毕业，而其中上了大学的304个人中仅有240人顺利毕业。一个社会能够容忍依靠丰功伟绩取得贵族地位，而资本主义却毫无意义地偏爱这些奇怪的“乌合之众”。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这些富豪的资本主义体系呢？是否可能创造出如资本主义一样繁荣的经济，同时却能够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财富分配呢？
倘若富有企业家的财富额被限定在1 500万美元以下，是否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呢？显然，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的后嗣，或者哈里•赫尔姆斯利和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的后代们每年收入大约在100万美元时也能够生活下去，因为这种收入水平已经是美国总统薪水的四五倍了。
对此，大部分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说不。他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奇怪的不公平正是创造财富不可缺少的过程的反映。他们暗示从道义或者理性上看资本主义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它却能创造财富。因而，他们认为，不要对它过于挑剔。
通常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贪欲可能驱使利昂娜•赫尔姆斯利或者伊凡•博伊斯凯（Ivan Boesky）的行为触犯法律。但是如此说来，贪欲也能使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运转起来。由于贪欲在美国比埃塞尔比亚更少受到束缚，因此以蒸汽炉边的破毡子为生的哈里就比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中产阶级吃得还好。
这实质上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作为第一个且现在仍然是最经常被引证为资本主义辩护者的亚当•斯密断言正是来自企业家的“奢侈与怪想（caprice）”以及他们对“经济大厦细枝末节的方方面面”的期望，才使穷人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而从他们的仁慈与公正中，穷人将一无所获。
在斯密可能最著名的几段文字中，他写道，企业家：
尽管他们天性自私贪婪，只想着自己的好处，他们对雇用的成千上万的劳工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无止境的报酬和填补自己永不满足的欲望……他们被无形的手引导着……没有想着实现这样的结果，也不知道这一点，然而却提高了社会的利益。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辩护者就是这样描写他那个时代的富人。然而新近的经济学家们，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到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都提到富人们沉溺于追求财富的同时却潜在地阻碍穷人获得生活必需品。
其实，美国企业家并不比哈里•霍姆利斯或者苏西•圣特林更贪婪。即便不与他们休闲的机会相比，人们也能看到他们是工作狂。按照他们拥有的或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他们自身消费的量，根据比例来看，比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团体都要少。
美国主要的企业家，除了一些不太典型的之外，非但不贪婪，反而遵守纪律、克己自制，工作努力而又生活节俭，远远超过了学界人士、华盛顿思想库或主教教徒。当然，他们是一些奇怪的“乌合之众”，因为他们的成功不是来自于血统、资格证书、教育或者他们对商业机构的服务，而仅仅是源于他们的成就与表现，源于他们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贪婪是一种追求非必需的、不劳而获的财富与权力的欲望。真正的贪婪首先寻求的是舒适与安逸，寻求他们没法挣到的好处和影响力。由于获得不劳而获的报酬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国家从他人手上取得，因而正如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一样，贪婪导致更大程度上的政府行为。
一般来说，富人们依靠对共同的福利所做的贡献而挣得了远远超过他们收入的金钱，或者他们是从前辈继承下来了财产，而他们的前辈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大部分企业家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使世界更加富有。
事实上，与哈里•霍姆利斯相比，贪婪更不是比尔•盖茨的特性。虽然哈里看上去很可怜，然而他和他的拥护者坚持认为，他们拥有并且将这个星球上最珍贵的土地贬值了。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海滩到曼哈顿（Manhattan）中心，他想居住的条件比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人都要好，然而他却不想回报维持他生存的社会以任何东西。他想要的才是十足的不劳而获的财富。这就是贪婪的本质。美国企业家与那些依靠政府窃取财富并在宫殿里与太监们狂欢作乐的封建国王是绝不相同的。一般而言，美国富人并不满意于自己的财富，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流动资产，却是以投资的形式被用于他处，表现为巨大的企业网，而这些企业如果要想保持自己的财富就只有通过不断的运作与贡献。
比尔•盖茨及其他大部分人都一样生活节制，对自己及其工作方面的投入却毫不吝惜。他们将利润都重新投资在生产性企业里，这样雇用了工人，也使世界变得更加富有。
400人与40亿人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并不是企业家工作努力或者工作更好，或者放弃更多消费。不承认对400人从事贪婪狂欢的指控，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们巨大财富的真正原因。
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提出很多理论以解释资本主义导致不公正的原因。权利论认为，巨额财富创造者们有权利拥有这些财产。但是声称有权利拥有成千上万人创造出来的巨额财富，并有权利受到国家保护的这种言论只是以更加抽象的语言重复了不公正之谜。
于是，又有胡萝卜加大棒论（argument of carrots and sticks）认为，山姆•沃尔顿几十亿的财产给他提供了向南部扩张，开办商铺的必要动机。而穷人哈里的状况也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警戒性的信息：应该努力工作，服从命令。但是批评者似乎能够合理地回答道：“当然，我们都需要动机……但是没有70亿美元资金啊？”结果，一些辩护者将会说，山姆几十亿的资金是对他杰出的经营能力的回报，而贫困恰恰是目光短浅、生活无度的结果。而苏西•圣特林、丹•布里克林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既不是目光短浅，也不一定就比山姆稍逊一筹。
正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成为挣取更多财富的最佳教育方式。每个企业对企业家来说都是一个想法的试验与检测。如果该想法成功了，则带来双重收益：增加了资金，并且增长了知识。只有当利润与企业家知识共同增长时，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一般而言，只有当创造财富的人能够有效控制财富本身，它才能不断增长。经济收益脱离学习过程则经济发展将停滞。正如一棵树或者一个花园一样，经济增长也需要依靠“光合作用”。没有新知识的指引和产权制度的存在，则经济必将衰退。
《福布斯》富人榜的前400名富翁从根本上说都是从创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中有半数以上的人都没有继承过巨额的遗产，其余大部分人则从他们的企业家父母那里得到自己的财富。
企业家的知识与高学历的专门知识，或者是商学院的学问之间没有多少关系。也与他们高中时期的社会交际魅力或者是毕业鉴定没有什么关系。有教养、有文化的上流人则藐视前400名富翁们命令员工参加狂热的强化学习（focused learning）。财富来自于从事被其他人认为无法忍受的琐碎之事。
这些企业家们创造出极为复杂的代码或者垃圾线路（garbage routes）或者软件语言，或者开杂货店，发明宰杀猪羊技术或者是炸土豆条、冷冻土豆条的机器，建立高回报的债券公司和低担保的企业，制定石油租赁或者住房契约的经营规则，或者向远东供应电子产品，发明加快生产比萨的方法或者推动保险政策，或者兜售针织品，或者卖宠物，销售快餐、肥皂或者糖果或硅片/二氧化硅接口，调动工人，讨好工会主席和联邦巡视员以及IRS和EPA。企业家们考虑的都是那些有所成就的企业所没有去考虑的烦琐细节之事。
大部分人都认为，以上那些人体味到生活的残酷无情和坚韧不拔，所以使他们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他们将财富委托给专家们来经营，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能挤进《福布斯》前400名，并不是依靠将财富委托给专家来经营，而是因为你创造了一种新的专门技术。也不是因为你知道了专家们知道的东西，而是因为你知道了专家们所想不到的东西。
由于开创的新事业将颠覆已建立的公司，而不是加强巩固了它们，因而企业界的大亨大部分一开始都是反叛者、局外人。他们常常是住在偏僻不起眼的地方—像阿肯色州（Arkansas）的本顿维尔（Bentonville）、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奥马哈（Omaha），或者是堪萨斯州（Kansas）的Mission Hills—更不用提纽约这样的大地方了。当这些企业家进入上层社会之后，通常他们还保留着小地方人的习惯。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创事业一开始就是令人惊奇之举。令许多资本主义批评家不解的是，像《福布斯》前400名富豪这样一个群体充满着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情。山姆•沃尔顿开了一个男子服饰经销店，但是倒闭了。他又开了另一家，这次成功了。随后，他在较贫困的南方建立了一个购物中心，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谁曾经想到这个呢？福里斯特•马尔斯（Forrest Mars）破产过，在其他商业冒险上又失败两次，后来从经营块状糖开始发家。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建立一个软件公司，从而使IBM转变为个人计算机生产商。辛普洛特在土豆上发财致富，后来在他80岁时还冒险进入微芯片技术行业，给这项投资下了1亿美元的赌注。
对平均主义者和计划经济者来说，财富创造的过程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产出新财富的方式是没有按照计划进行的。但是对自由人的事业来说，不可预见性才是基本原则。它挑战了每个经济模型和社会的计划愿景。而对于那些依靠系统学习而获得资格证书的教授们，这是无法理解的。创业从其定义上看是不能够进行计划安排的。著名企业家—像杰克•辛普洛特和迈克尔•米尔肯—并不是继承了企业的高层职位，而是自己创造了一个新企业。他们没有爬到任何事物的顶尖之上，他们只是依靠自己的成功。他们没有获得顶尖，而是成了那个顶尖。
这个过程就创造了财富，但是保有并增加财富也是一样困难。一个蜂蜜罐能引来蜜蜂，也能招来苍蝇。官僚、政客、主教、袭击者、抢劫者、革命分子、投机者、管理者、商业作家和传教士们都认为他们能比财富拥有者们更能创造财富。这些巨额财富的拥有者们被来自各方面热心的“挥霍者”围攻—贬损他们创造的财富，并且以慈善、理想主义（idealism）、妒忌或社会变化的名义让他们来承担贫困问题。事实上，居住在地球表面上的所有人中，乐于为他人创造财富而不是将财富用于自己挥霍的只有那些合法的商人们。
一般来说，著名的企业家仅仅消费了自己财富的很小一部分。他们是财富的拥有者和投资者。作为财富的拥有者，他们深受管理不当或者剥削或资产浪费之苦。
只要比尔•盖茨掌管着微软公司，它就可能不断增值。可是如果让哈里•霍姆利斯来负责微软的话—或者是你安排政府机构作为哈里的代理人来管理微软—那么几分钟内，公司将贬值为原来价值的1/2。正如其他软件公司，如美国甲骨文公司（Oracle）和莲花公司（Lotus），如果流行的时尚变化了或者投资商不信任管理者，那么几分钟内软件股票的价值就会损失大半。
正如哈佛商学院最近的研究所示，即使是把“专业管理人员”放在巨额财富之舵上，财富增长的速度也比让财富拥有者们自己来支配它们更慢。微软的一个管理者可能从盗取公司财富上获益，或者是将其变为自己的独占财产，在公司这个大飞机或运动场上尽情地“投资”，或者是照顾那些实际上是自己产品变相消费的基金会。如果盖茨开始更少关注顾客的消费，而专注于自己的消费，那么他将能看到自己财富的急剧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盖茨差不多既是微软的奴隶，也是主人。
即便是政府试图掌握美国的财富，它也没能力做到。在美国一个左翼政府能够破坏《福布斯》前400名富翁的财富，但是却不能支配或者将财富传给后代。总的来说，在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下，近年来没收的银行和存贷款的损失速度在不断加快。在资本主义下，财富不是一堆商品，而是一种观念流（flow of ideas）。当约瑟夫•熊彼特断言资本主义是“一种从不固定不变的变化形式”之时，他道出的正是资本主义这个基本规则。资本主义的外表景象可能看上去是固定的、确定不变的，因而似乎也是可以捕捉到的，但是事实上它却是一种精神景象（mindscape）。
多变、变化的观念想法，不是大量建立的商业机构，才是构成财富的来源。没有什么官僚机构和税收之网能够束缚住英特尔公司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或者是加利福尼亚州普利斯顿（Pleasanton）的迈克尔•米尔肯一闪而过的想法。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精神景象中，所有富人最终都陷入观念与物质的巨大悬殊之中。一项资产的价值受观念支配，被物质束缚，为了保持它的价值，就必须能够提供一种稳定地增加价值的预期。而预期的变化与想法的转变一样快，但是物质却总是固定的，缓慢地发生变化的。
山姆•沃尔顿的购物中心、比尔•盖茨的软件版权、约翰•克卢格的电视台、莱斯特•克朗（Lester Crown）的摩天大厦、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的芯片厂、弗雷德•特拉梅尔•克罗（Fred Trammel Crow）的建筑工程、亨特兄弟（The Hunt brothers）的石油与房地产、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媒体股（media stocks）、克雷格•麦考（Craig McCaw）的移动电话特许权（cellular franchises），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的房地产和银行都可以在一天之间变成支离破碎的纪念碑。雪莱（Shelley）以一个国王的帝国成为了沙漠中沙丘的口吻写道：“看看我的帝国吧，多么强大，可是又多么令人失望！”
像俄克拉何马州的深层天然气、休斯敦的商用房地产、匹兹堡（Pittsburgh）的钢铁厂，新英格兰的铁路网、10年前的大印刷机、1年前的超级计算机、去年巨大的核工厂或者是上周的服装时尚一样，《福布斯》前400名富翁的物质基础是财富的一个陷阱，而不是珍宝的仓库。
例如，近年来，亚瑟•罗克（Arthur Rock）的风险股票、奥斯汀•弗斯特（Austin Furst）的录像带专利（videocassette rights）、肯•庞蒂凯斯（Ken Pontikes）的计算机出租、罗伊•斯皮尔（Roy Speer）和洛厄尔•帕克斯顿（Lowell Paxon）的流动商店网络（home shopping network）都突然间陷于倒闭状态，令人大跌眼镜。早些年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业与房地产也是如此，可是地下的石油以及大楼却仍然存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物质还存在着，没有变化，可是关于它们的观念却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极为珍贵的东西到了1990年时就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了。
海外资本可以将那些建筑和快速过时的设备以及高技术公司的专利购买下来，可是却可能没法再拥有在这廉价出售过程中失去的领导能力、技能、忠诚。例如，如果日本人或阿拉伯人购买了整个硅谷，他们最多只能用它来种种杏树、橘子树以及给旧金山人盖酒店用。获取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仅仅购买下它相比，要复杂困难得多。
根据熊彼特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愿景，企业的拥有者不是它们财富的获得者，而是财富的俘虏。如果他们试图占有或剥夺企业的财富，那么财富将逐渐消失。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他已经被“捆绑在微软这条大船的船桅上了”。大卫•洛克菲勒一生中每周有60个小时是用在他的事业上。洛克菲勒家族的年轻成员们想要获取财富，于是现在他们将洛克菲勒中心卖给三菱公司（Mitsubishi），得到了大量的财富。可是他们将很快发现，只有他们为这些财富服务，从而也服务了其他人，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保有它们。
一种财富的宝贵只有当其他人认为未来它仍然是宝贵的才行。它的价值取决于对财产的经营以及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财产拥有者的个人兴趣。如果市场认为一个公司主要是服务于它的拥有者，而不是服务于市场的话，那么它的财富将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或者是，如果市场认为一个公司是为经理而运作，而不是为购买它产品的人们而服务的话，那么将会遭到相同命运。顾客的意见、看法支配着美国企业家的大脑。
有一种信念认为财富不是存在于观念、态度、道德准则（moral code）、智力训练（mental discipline），而是存在于可定义的静态的物体之中，是能够抓住并进行重新分配的。这种信念是一种物质主义的迷信（materialist superstition）。它使预言暴力的预言家们的著作显得愚昧可笑；它将那些试图依靠武力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人们引入歧途；它阻碍了革命者的实践，使他们认为只要依靠掌握生产方式就能够获得经济的重要资本。它几乎使那些认为依靠收购企业而不是学习就能够顺利地进入一个新行业的大企业领导感到困惑。企业家的生产方式不是土地、劳动力、资本，而是精神、信仰。
在约翰•克卢格与苏西•圣特林之间、哈里•赫尔姆斯利与哈里•霍姆利斯之间、《福布斯》前400名富翁与乔治•布什（George Bush）之间，或者是比尔•盖茨与发明者丹•布里克林或任何其他富有的人们之间，为什么他们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原因在于创业的知识与决心。大部分最富有的人注定要成为自己财富的掌舵之人。他们只有将财富以投资的形式给予他人，自己才能保有这些财富。他们知道如何保持并扩大自己拥有的财产，市场也知道他们拥有这些知识。因而，他们增加了美国的财富，给最穷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美国的财富不是所有商品的存货，而是一个有机的、活的实体，是一个由观念、期望、忠诚、道德义务、远大眼光交织而成的、脆弱的、持续变化的结构。为了进行再分配而把它进行解剖，最终将会摧毁它。正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Mitterand）的技术官僚在20世纪80年代所发现的那样，这些复杂社会财富的骄傲的新拥有者们很快认识到，他们正在管理的不是一个日益发展的企业，而是一具工业尸体。
对未来美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企业家。如果我们诽谤、干扰他们，并对他们过度收税、过度管理的话，那么我们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将会震惊、恐惧地发现，用于生产的物质如此迅速地崩溃成如此众多的被腐蚀的电线、被侵蚀的混凝土、废铁和杂乱的土地。他们将惊讶于美国财富是如此迅速地逃到其他国家去。
大部分美国企业家将会待在美国。但是新的全球通信使他们可以把流动的资金以光纤的光速到处进行投资。在未来几十年内，年轻的企业家一旦没有决心在美国开始创造财富，相反就会跑到国外，或者根本就不创业，那么他们所在的美国就只是一个停滞发展的经济尸体。他们自己的财富和美国的财富都将在这个过程中快速衰败。只要几年时间，其他国家就将在美国曾经兴旺发展的领域开始繁荣发展起来。最近十几年来，财富的秘密已经日益为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所知。
甚至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穷人们的生活首先都有赖于他们如何对待富人们。如果富人被压制了，那么穷人将到处受难。高税率和压制性的管理将使任何人都没法变富。但是如果富人受到尊重，允许用他们用自己的财富进行冒险经营，因而就允许新的反叛者出现，那么美国将继续成为能够后来居上的国家。
这就是企业之魂，它不是表现在经济学家的理论里，而是最充分地体现在企业家的生活中。正是他们的生活故事引导着企业不断地从旧的领域走向新的领域。
租给人一个花园，
最终他将还给你一片沙地。
送给人一片沙地，
最终他将把它变成一个花园。
编•辑•笔•记
辛普洛特的艰难创业过程体现了创新和奋斗对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爱国心和独特经营为企业家带来了利润也赢得了尊重。在现有成就基础上的不断进取和锐意创新造就了庞大的企业帝国。财富在不断地增值，辛普洛特也在向着更长远的目标发展。他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和进取心在一片沙地上创造了奇迹，并打破了前人所谓的至理名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父亲保有的没有用来增值的财产，随着货币的贬值和赋税的增加，其价值也大大地减少了。投资和经营是财富增值的根本前提，创业精神是企业家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根本动力。
前人的这一至理名言道出了如何使用土地的两个道理：一类是至高无上（all-powerful）的国家将其出租，得到的仍是贫瘠的荒地；另一类是将土地完全归他人所有，它将得到精心的耕耘，硕果累累，获益丰厚。可是1909年初，归查尔斯•理查德•辛普洛特（Charles Richard Simplot）完全所有的土地却对这一古老的至理名言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辛普洛特是苏格兰籍的胡格诺派（Huguenot）教徒的后裔，也是一名坚忍不拔的农民，身材瘦小而结实，目光敏锐，鼻子又长又高。为了生计，他曾在爱达荷州（Idaho）边缘地区一块长满坚韧的山艾树的干燥沙地上苦苦地奋斗。
几星期前，他告别怀着身孕的年轻妻子，离开艾奥瓦州（Iowa）的那块富饶土地。为了寻求更多的自由与空间，他奔赴西北地区。并且还将新农场所需的牛马和机械以及新家所需的一个炉子、几张床、一架钢琴都装在两个“移民”棚车（boxcar）里，一同带往西北。在艾奥瓦“沙漠”中一个叫伯利（Burley）的地方，他卸下行礼。沿着斯内克河（Snake River）向上走了8英里后，才到达他在德克洛（Declo）的临时安身之地。
他选择了一块不毛之地作为农场。此地气候反差大，长达好几个月的气温都低于0度，低温时候的温度与夏天气温之间竟相差100多度（华氏）。冬天寒风凛冽，雪花使旅行者都无法睁开眼睛。在其他季节里，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旅行者。遍地的山艾树构成了一片颤抖着的灰色海洋，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的群山与薄雾之间。它们的根紧紧地盘在地上，尖尖的、凌乱的枝条到处横竖地遍布着，弯弯曲曲的枝干使人无法通行。在灌木丛中，风滚草（tumbleweed）布满了一块块沙土。所能看到的唯一的一点生活气息就是棉尾兔偶尔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正午时微风传来云雀的鸣啭以及无数响尾蛇在岩石之间悄然爬行。即使是在小河附近也没有多少树木，只有一小簇棉白杨或柳树稀稀疏疏地生长着，树杈上多半都有秃鹰或鹫的巢穴。
辛普洛特来到一块黑石的峭壁上，俯视下面的岩石、沙土和山艾树。先前他被告知并且也相信该地是肥沃的农田。然而除了斯内克河外，他看不到多少绿色景象。斯内克河有一条源自黄石国家公园、在地下流了60英里的支流，人称“失踪之河”，它使斯内克河变得温暖，土黄色的浊水中生长着大量水藻。河水蜿蜒曲折地穿过那些棕色、黑色、灰色的荒地，不禁使人怀念起昔日的沃土。
辛普洛特拖着他的马车嘎吱嘎吱地爬过陡坡，最后来到了下面的平地上。在河边立起帐篷之后，他就和一个朋友着手挖井盖房。他们不得不靠着双手挖出一个大约80英尺深的井，以原木做材料盖起一座木屋，以草皮做屋顶。经过几星期的努力终于将这些活干完了，于是就开始在山艾树丛中开荒。这时辛普洛特夫人乘火车从艾奥瓦来到这里，怀里还抱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小男孩，名字叫约翰•理查德•辛普洛特（John Richard Simplot）。
正是在荒野上的一个木屋中，杰克（Jack）（在约翰•理查德这个名字还没有在这一地区广为人知之前，人们都叫他杰克）开始了牙牙学语，踢腿伸臂。在他出生后的第一个夏天结束之时，他父亲已经建好了一个畜棚。到他两岁时，他们家已经开垦了120英亩的山艾树丛，正大量收获着蔬菜、大麦和干草。
他们开荒的方法很费力，但是却富有成效。先将一大片的鼠尾草烧掉之后，然后赶着几匹拉着一个很重的铁耙的马队，这样就可以把矮树丛铲平，把枝条耙掉。随后用锄头将树根掘起，用手将石头扳出。最后，他们就可以开始用各种马拉农机具在这种干燥的土壤里犁地，用耙弄平土地，种上粮食。
刚到该地时，他们希望能从联邦政府的灌溉工程中获得水源。但是，直到两年后的1910年，他们才得到该项帮助。在这之前，辛普洛特都不得不种些旱地作物。
然而，正是他们的对手山艾树将宝贵的沙土从爱达荷的风雪中保留下来。他们刚来时，表层土是麦芽色的，经过灌溉之后变成了乳白色的沃土。大约80年后的现在，约翰•理查德•辛普洛特仍然喜欢抓起一把沃土，让它们从他长满硬茧的手指间漏下。把灌木丛和岩石清理之后，斯内克河峡谷的干土已经变成了出产著名的长条黄褐色的伯班克（Burbank）马铃薯的最佳土壤。辛普洛特一家很快就可以大量收获供自己吃的土豆以及供牛、羊、猪吃的草料。到杰克6岁时，他就开始在农场干活了，并且早晨开始帮着在奶牛场干些家庭琐事。
从照片上看，杰克是一个脸上长着青春痘、满脸笑容的少年，戴着一顶布帽，穿着宽大的工作服，脚上穿的工作鞋大了好几个尺码，活像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画下的哈克贝里•芬（Huckleberry Finn）。虽然老辛普洛特以严厉管教儿子而知名，但是却没有发现他的儿子有被他痛打过的迹象，或者是惩罚他干些枯燥的苦力活。但是杰克却已经懂得了生活需要艰苦的劳动：早晨4点就摸黑起床帮忙挤牛奶，步行2英里去只有一个教室的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及时回家帮忙干家务活。如果放学后杰克与朋友逗留玩耍的话，父亲就会严厉地批评他，因为家里需要他帮忙。除了暑假时偶尔在灌溉渠嬉水玩耍，或者是在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祈祷和唱圣歌，或者晚上与母亲一起在钢琴边唱歌之外，他孩童时期的生活与后来的生活是一样的，都一直在忙着工作。
打猎是单调生活的一种调味剂。辛普洛特一家刚到之时，他们大部分食物是来自狩猎和捕鱼。从孩童时期起父亲就郑重其事地教杰克如何使用猎枪。杰克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去农场周围和斯内克河边打野鸭与野兔。后来成了捕杀麋鹿和其他大动物的传奇式的高手。
然而，后来当老辛普洛特50岁时，厌倦了单调乏味的农场生活，决定搬离爱达荷草原。这时，辛普洛特一家已经有4个孩子了，分别是杰克、默特尔（Myrtle）、佩姬（Peggy）以及最小的男孩鲍勃（Bob）。1917年杰克才8岁时，他父亲就将农场分成为3块40英亩的专业农场。将它们卖掉之后就拿着抵押单据去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威尼斯（Venice）的鸡场过轻松生活。也许杰克终于可以享受一般少年的生活乐趣了。
虽然不用干农场的活儿了，但是杰克却想出了新的活儿。也许因为骨子里就是一个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的原因，8岁的杰克•辛普洛特就已经是一个崭露头角的企业家了。他把从父母亲那里讨来的买糖果的一个五分镍币用来买两份报纸，将它们卖掉之后，又连本带利地再买更多的报纸。8岁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投资的过程：放弃享受现有的一个糖果以便换取将来几袋的棒棒糖，然后同样放弃享受已有的棒棒糖，以便能够获取更多。最终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报纸销售区。当其他孩子声称这些地方是他们的报纸销售区，并且要赶走他时，杰克就开始到镇里的办公室去卖报。同时他也用手推车来收集废料（骨头、碎布和金属片），并且将它们卖给收破烂的人。每个周末他都步行4英里到当地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当一个电影公司要占用马路对面的一块地皮来拍摄影片《戏王之王》（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的外景时，杰克和弟弟就立刻跑去当帮手。
通常杰克总能挣到满满一口袋的零钱，然而父亲却对他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父亲总是说，“杰克，你总是太急躁了。”然而杰克心里却已经有数了。每天凌晨4点在取报纸的路上，他靠数绵羊的方法来保持清醒。在爱达荷时，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有一大群属于自己的羊。“田野里点缀着纯白色的胖乎乎的毛团……我一直都很喜欢羊。我想如果我能拥有一群羊，并且有一块地来放养它们的话，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辛普洛特一家在加利福尼亚过了两年的幸福生活之后，由于他们家在爱达荷的财产的新主人没法支付抵押报酬，辛普洛特先生的退休计划就不得不落空了。一家人不得不回到爱达荷，收回了田产。杰克•辛普洛特也于1920年回到爱达荷，从此就一直生活在那里。
于是，父亲又开始无情地驱使他干活，天亮之前就叫他起床挤奶，整个暑假都让他在地里干活，放学后就立刻让他回家干家务琐事。杰克•辛普洛特的生活中“没有休闲运动、没有舞蹈”，也没有其他青少年的娱乐活动，生活仅限于不断扩展的农场的畜棚与田地之间。他每天总是想着能摆脱这一切。一年后，他成功了！
企业家在生活中，几乎总是有打破现状的动力。不论是像许多移民一样从物质上逃离对家庭和国家的依靠，还是像大部分美国本土的企业家一样背叛父母的期望，逃脱现有工作的束缚，这些逃离的人都心怀内疚与不安，因而总有一股动力要成就一番事业，以便为自己的离开做合理的解释。杰克•辛普洛特第一次成功地离开家是在1922年，当时他才14岁。离开了他深爱着的母亲，离开了他畏惧的父亲以及那个还需要他帮忙干活的家，杰克饱受内疚与不安的折磨。无论来自何地的企业家在描述自己跨出关键一步的时候，都经历过这种痛苦。和成功的企业家一样，杰克也显示出了将这种痛苦转化成孜孜不倦地追求成功的能力。
为了凑足逃离的必要资金，他的方法是到附近农场收集“孱弱”的羔羊。母羊一胎产下两三只，由于数量太多而无法成功哺乳时，多余的羔羊就要被杀掉。在几个月内，杰克就收集了四十几只这样的小羔羊，将它们养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卖给农民。通过这些方法，他挣了大约140美元，而这个数额对于1922年时的一个青少年来说已经是不少了。他买了一辆破旧的T型小货车，修好之后就开到镇里，住在德克洛的英亚德饭店（Inyard Hotel）的一个房间里（房费和伙食一天才一美元）。随后他就注意到镇里的人正大肆杀猪。
美国农业史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种产品（这一次是猪肉）的价格低于生产价格。在绝望中，农民就把猪崽杀掉或者是大量地活埋。小辛普洛特对这种浪费备感惊心，于是立即抓住机会，收集了上百只猪，有些是免费得来的，有些花费了一些钱（这些钱来自养羊的收益）。到了那一年的12月，他已经养了700只肥猪。父亲认为他疯了，一开始就拒绝帮助他。因为如果是养羊的话，只需要干草和少量谷物就能养活。但是这些却是猪啊，是几百只饥饿的动物，它们需要蛋白质、淀粉和碳水化合物来维持才能度过冬天。如果对于经验丰富、饲料充足，又有规模效应的养猪农户来说，此时养猪都不划算的话，那么对一个十几岁的娃娃来说又怎么能行呢？即使他养的猪能够熬过这个冬天，肥得足以出售，可是他也必将破产。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市场上猪肉大量过剩。当地的大部分农场主都预计，结果必定是杰克在2月份的一个寒冷的下午悄悄地将瘦骨嶙峋的猪全部宰掉，然后偷偷地回到他父亲的农场去。
然而，杰克却热火朝天地开始干起来了，在他父亲农场的一块40英亩的偏僻地方盖起了猪圈和饲料槽，计划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养好这些猪。他用当地的剩菜剩饭煮成杂食做猪食。虽然他的计划并非完美无缺，但却使他足以在养猪业中获得立足之地。
杰克把旧铁桶的厚铁皮弄平，用它们造了一个长16英尺、宽4英尺的大锅，锅底下有火箱，并且给这个大锅配了个10英尺高的烟囱。他还收集了一大堆的山艾树枝和旧轮胎做燃料。干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就开着小货车出去为那些贪吃的小猪找食物去。一开始他就到附近农场去收集那些被扔掉的劣质马铃薯，加上一些干草和一些能收集到的蔬菜之类的东西，用河水掺着煮成黑糊糊的浓汤。每天他都忙着拣树枝，从河里挑水以及搜集马铃薯和一些可食用的废料，几乎都没有时间睡觉，累得他都想要放弃了。但即使是这种调和的饲料也仅仅是保住小猪的性命，不至于饿死。而且被人们扔掉的马铃薯数量越来越少，杰克就开始在猪食中加入大麦。然而他还是没能提供足够的食物给小猪吃，小猪也日渐消瘦。如果连市场上的肥猪都卖不出去的话，那么他的这些瘦猪将更是一文不值了。本能地，他想起了以前农场每次缺粮的时候，都是靠他那支42~30型的雷明顿步枪（Remington rifle）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但是这一次他却不是靠打野鸭和野兔子来应对这种境况。
在斯内克河沿岸以及山间，生活着成千上万匹野马。它们奔跑的速度极快，难以捕获。然而开着小货车却可以接近并追捕到它们。辛普洛特决定用野马肉来喂养他的小猪。虽然为此要支付一大笔昂贵的汽油费，但是却能提供必需的蛋白质给小猪催肥。整个冬天，他大约捕杀了50匹野马，并且将剥下来的马皮以每张2美元的价格出售，用这个钱来买汽油。每次用一个马腿的肉和拣来的马铃薯煮成一锅营养丰富的猪食。就这样，除了投入自己艰苦的劳动之外，杰克分文未花，他的回报也将更加丰厚。
十几岁的小辛普洛特就已经领悟到创业的一条关键原则：众人往往是错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农业恐慌中，农场主大量宰猪，而辛普洛特却背道而行。他已经学到了穷人的投资生财之道：以劳力做资本。到了春天，当原来过剩的猪肉市场发生严重短缺时，就预示着杰克的付出将得到回报。他以每磅7分钱的价格将700只猪卖给当地的一个商人格罗•赫斯基（Grow Husky），得到了一张7 800美元的支票。年仅14岁的杰克就成为了当时当地的富人。
接着他开始投身农耕、买地、买马具、犁、耙、播种机、中耕机，还买了8匹马。整整3年，他都种马铃薯、大豆、谷物和饲料草，并且用马车将这些运到伯利的市场上出售。他还饲养猪、羊、马和牛，用来出售。而且为了能顺利过冬，他不得不到当地的一个货栈打工，分拣土豆，用筛子将小土豆筛掉，把形状难看的给分拣出来。这项工作单调而乏味，效率低，报酬少，严重影响土豆的生产进度。但是在这样的艰难时期他却因此而存下了一小笔积蓄。
1927年冬的一天，当地的一些商人到黄石公园附近猎麋，邀请杰克一起去，给他们做饭并干些杂活。某个月夜里，当猎手们围坐在雪地上的一个帐篷旁开怀畅饮时，杰克听到了一件新奇的事。据说爱达荷瀑布南部的谢利（Shelley）附近有一个人正在造一种电动马铃薯分拣机。辛普洛特决心亲自到该地购买一台。他说服了其中一个名叫林赛•马加特（Lindsay Maggart）的猎手（此人也是一名成功的农场主）合伙购买，每人分别支付345美元。他们原计划这台机器仅为自己的农作物加工所用：分别用于加工辛普洛特的20英亩和马加特的40英亩地的土豆，但是最后结果却并非如此。
身强体壮的辛普洛特自己安装并操作了卡西亚（Cassia）的第一台分拣机。这位年轻的农民很快就发现该机器不仅仅只是预示着一个微小的技术改进，而是爱达荷州马铃薯行业的一场革命。他雇了一帮人，建起了第一个自己的贮藏库，然后也开始为其他农民加工土豆。很快，土豆就源源不断地涌来加工，而谴责与抗议之声也随之而来。人们说，这台机器“砸了他们的饭碗”。也有人嫌辛普洛特的分拣机太小了，没法为每个人加工土豆，其中就包括林赛•马加特的几位颇有权势的朋友。1928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马加特怒气冲冲地闯进辛普洛特的货栈，那里正灯火通明，告诉他这里的事情不用他来管了。由于马加特也享有该机器一半的所有权，他要求辛普洛特将机器仅用于自己土豆的加工，因而就可以避免其他人由于经济状况变差而对他们的所有谴责与麻烦。辛普洛特完全可以离开货栈，继续他的贸易，回到农场全心全意地做个农民，然而考虑到在雇用人员和建造仓库上的投资，他拒绝这么做。因而两人陷入僵局：一方是顽固的满头银发的马加特，另一方是倔强自信的年轻企业家辛普洛特。
最后辛普洛特开玩笑似地建议用掷硬币来决定谁拥有分拣机，并决定使用机器的条件。出乎辛普洛特的意料，马加特居然同意了，似乎这个老头子并不在乎机器归谁所有，只要能避免机器给他带来的压力和谴责就行。结果辛普洛特赢了，从此就不得不全心投入土豆加工、储存和销售中。1930年，辛普洛特娶了当地一个五金器具商的女儿鲁比•罗斯维尔（Ruby Roseveer），卖掉20英亩土地和一些农耕工具，搬进伯利镇上的一栋新房子。
对杰克•辛普洛特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的时代，但是大萧条时期却是他生意兴隆之时。正如经济学家所言，马铃薯是传统的“低价商品”，当人们收入下降时，对这种廉价的蛋白质之源的需求也会更大。当时通货膨胀，银行破产，现金不断升值，加上信不过银行，辛普洛特的生意来往都是以现金交易。他在伯利、德克洛、布莱克弗特（Blackfoot）、布尔（Buhl）、阿伯丁（Aberdeen）、保罗（Paul）、伊顿（Eaton）和默塔（Murtagh）都建有货栈。之后，他将生意拓展到另一种廉价商品洋葱，并且将总部迁移到爱达荷州西部的卡德威尔（Caldwell）。在这块新地盘上，他又在金斯费里（Kings Ferry）、高山之家（Mountain Home）、纳帕（Nampa）、卡德威尔（Caldwell）、阿德里安（Adrien）、马辛（Marsing）、詹姆士（Jameson）和韦尔（Vail）开办了货栈。1936年他收购了布鲁诺绵羊公司，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一家人搬进了格兰德维尤（Grand View）一个全景式灌溉的大农场，在那里可以俯视到河水依然碧绿的斯内克河。
截止到1940年，辛普洛特的30个马铃薯与洋葱的加工厂雇用了近1 000多名员工，每个厂里都配有3台分拣机，每年运出的产品多达10 000节货车车厢。没有进行分类整理的土豆以每袋5美分的价格出售，而分类好的则以15美分的价格销售，或者是将装到每个车厢的360袋土豆以54.40美元每车厢的价格出售。截止到大萧条10年快结束时，辛普洛特的生意的年营业额高达50万美元。然而利润却很低，一车厢土豆或者洋葱的利润仅一两美元。这也让他懂得了“一美元的价值”。每年他净挣的利润大约是15 000美元。
1940年春天，杰克•辛普洛特决定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Berkeley），想要弄明白为什么该地一位经销商因向其购买低质洋葱而总共欠款8 400美元却分文未付。他当然想要回这笔欠款，但是同样令他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个人对廉价洋葱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欠下如此巨额的债务。早早地起床之后，他就开车从爱达荷出发，沿着加利福尼亚海岸边凸凹不平的马路行驶了一整天。到深夜才抵达伯克利，并住进一家饭店。第二天早晨8点他就大踏步地走到该经销商的办公地点。办公室的女文员说老板不在。杰克•辛普洛特说没关系，他可以等到他回来。两小时后，也就是10点多，一个长满胡须的老男人走了进来。杰克以为此人就是他的债务人，就过去打了招呼。结果却并非如此，这个老男人名叫索科尔（Sokol），是来公司询问为什么他还没有如期收到洋葱片和洋葱粉。杰克与他一起坐到了中午时分，可是该经销商还是没露面。
正午已过，辛普洛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他邀请那个长满胡须的老商人到伯克利饭店吃午饭。而这顿饭对杰克来说意义重大。“你需要洋葱粉和洋葱片是吧？”杰克•辛普洛特说，“我有洋葱。我可以在爱达荷州将洋葱干燥后加工成洋葱粉和洋葱片。”这样，他们两个人就在信封背面立下了一份合同，内容是：杰克•理查德•辛普洛特先生同意于1940年10月1日或者在此之前提供30万磅洋葱粉，每磅爱达荷离岸价21美分，并提供20万磅洋葱片，每磅爱达荷离岸价为31美分。索科尔先生同时还同意为辛普洛特的脱水设备投资50 000美元。
两个人就这样握手成交了，随后回到了经销商的办公室。辛普洛特先生就是这样进入到食品加工行业的，虽然先前他对如何生产干洋葱粉或洋葱片没有丝毫认识。他又一次遵循了终身秉持的创业理念：当机遇到来之时，你得牢牢把握。这个座右铭被写在其书桌前立着的小匾上，并且还镀上了金，词句也变得更加优美：假如所有可能的障碍都必须事先克服，那么就无法成就任何事业。25年来，每次当他坐到书桌前，就可以看到这个座右铭。在辛普洛特签订50万磅干洋葱粉和洋葱片的合同之时，其困难重重。既缺少干燥机、粉碎机或刨片机，也不懂如何制造这些机器。似乎这一切困难看起来都不容许辛普洛特签订此项合同。然而当机会到来时，他果断地做出了决定。
好不容易到最后了才等到该经销商回到办公室。出乎辛普洛特的意料，他同意支付欠款，虽然支付期限要长一些。之后，辛普洛特不经意地问他是在什么地方加工洋葱的。该经销商避而不答，这反而引起了这个爱达荷人的好奇。离开办公室后，辛普洛特注意到该经销商的一辆卡车正开出私人车道，于是他尾随卡车来到了该经销商的工厂。在那里看到一台产自加利福尼亚圣海伦娜（St. Helena）尼普蔡尔德•普朗工厂（Nipchild Prune）的干燥机。于是他立刻返回车里，开车过纳帕峡谷（Napa Valley），前往圣海伦娜去，正好天黑前到达了该地。当他离开尼普蔡尔德•普朗工厂之前已经用现金预定了6台隧道式干燥机，将于7月1日之前运到爱达荷。而且他还从尼普蔡尔德工厂学会了如何操纵一个直立的锤式粉碎机和搅拌机来生产洋葱粉与洋葱片。当辛普洛特回到车子的时候，他只是想今天干得太妙了。然而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天的非凡意义。
回到爱达荷后，辛普洛特首先着手为新工厂找个交通便利的好位置，这样既方便农民也方便运输。1940年秋季的几个月里，他搜遍了博伊西河（Boise）和帕耶特河两岸的洋葱产区，希望找到一个需要投资同时也能忍受洋葱气味的地主和小镇，以便盖工厂。由于索科尔答应的50 000美元资金没有到位，辛普洛特遭遇资金困难，不得不又一次借债。
最初他把工厂设在帕尔马（Parma），在该镇生产了第一批干洋葱粉。但是该地交通运输却不太便利。最后在市长的帮助下，他在南爱达荷中部盛产洋葱的卡德威尔买下了一大块地皮，其靠近铁路，处于卡德威尔镇去怀尔德（Wilder）的公路西部两英里处。杰克•辛普洛特用灰色的渣煤（空心）砖、钢铁和木头在那里建了一个气味熏人的工厂。当地人理所当然地把它称为“眼泪工厂”。
然而这个装配着四个燃油炉、鼓风机、切片机、刨片机、粉碎机和包装机的工厂立刻带动该地区洋葱种植业的发展，使当地甚至是毗邻的俄勒冈（Oregon）地区的农民都高兴地流下眼泪。该工厂为低质量的洋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使农民可以用相对更高的价格出售，而不至于被扔掉，而且还使所有的爱达荷洋葱都成为质量一流的产品。然而并非只有农民才受益。一天，当杰克正在梯子上给发电机安装线路时，会计挥舞着一些文件向他跑过来。会计说，根据他的计算，一个月的洋葱加工生产就让公司挣了5万美元的利润。这一消息让辛普洛特几乎高兴地从梯子上摔下来。与以前土豆加工运输仅有一两美元的利润相比，如今这个“眼泪工厂”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盆。先前几个月里辛普洛特还一直催促索科尔兑现承诺了的5万美元投资。但是当最终收到索科尔汇来的5万美元，以此作为工厂的一半投资时，辛普洛特迅速把它退回加利福尼亚。这个可怜“老头子”没能抓住适当的投资时机。他一直在等着看该工厂是否能挣钱了再投资，最后却失去了该工厂的股份。眼睁睁地看着它第一年就盈利60万美元，成了“一棵真正的摇钱树”。 辛普洛特以及他的员工们很快就发现，只要进行一些关键的调整，用于干燥和包装各类洋葱产品的加工程序也能用于胡萝卜、马铃薯及其他蔬菜的加工。辛普洛特亲自在“眼泪工厂”的水泥地板上用粉笔画出第一台马铃薯干燥机的设计样式。脱水的最大好处是将被加工的物体面积缩小。100万磅重的东西经过辛普洛特工厂机器脱水之后就只有原来重量的1/7，仅为14万磅。脱水后的商品不论是在储存还是在运输方面都大大地简化便利了，而且花费成本也低。由此便成为美国农业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使美国能在20世纪末以前向世界很多地区提供更多食品。
然而，辛普洛特设计的这个机器一开始并没有显示出其光明的前景，而是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因为为了实现马铃薯脱水而遭受挫折流下的眼泪绝不少于切割洋葱所流下的眼泪。土豆去皮过程耗时耗钱，用手工削皮则代价昂贵，而用机器则会将土豆的大部分削掉，这两种方法都损失不小。崛起中的辛普洛特帝国第一次将在土豆削皮问题上摔了跟头。辛普洛特终于想出一个法子来，先将土豆放在锅炉内煮一下，然后用水压来给软化了的土豆剥皮。
就在那时，世界形势突变，市场也突然随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方面为脱水食品创造了潜在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购买锅炉，只有最重要武器的生产商才能买到。没有大功率的锅炉，辛普洛特就没法实现他新发明的土豆脱皮与脱水的加工流程。当爱达荷北部的麦考尔（McCall）一家锯木厂被火烧掉后，辛普洛特知道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个年轻的农民以最快的速度沿着山路疾驰，就像救护车似的，为了能够买回那个据说在大火中幸存的工厂的锅炉。辛普洛特赶得真是及时。到1942年，随着美国军队遍布全球时，他已经掌控了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脱水工厂。
对脱水土豆制品的需求远远超过了辛普洛特的预计。美国军队军需总部来的人都团团围着他，紧急的大订单接连不断。辛普洛特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和爱达荷建造新工厂，但是仍然无法满足需求，而且每次扩张都遭遇瓶颈问题。像激烈的企业谈判、讨价还价、管理协调方面的困难，都被他一个接一个地克服了。为了获得更多的土豆，他买下了许多新农场，种上土豆。为了获得更多的集装箱，他买下了木材厂，建了几个制造集装箱的工厂。为处理大量的土豆皮、土豆芽，他盖了一个大约有3 500只猪的饲养场。为了能给那些由于种植土豆等作物而导致养分减少了的土地施肥，他买下了福特•霍尔（Fort Hall）（印第安人居留地）的磷酸盐储量丰富的2 500英亩土地的采矿权，从而进入了采矿与化工行业。遭遇的每项困难都要有新的胆识去解决。但是辛普洛特遭遇的最严重的瓶颈问题，也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国家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因为战时的利润税高达90%，辛普洛特必须从征税官手中夺回足够多资金才能扩张发展和多元化经营。
20世纪30年代，胡佛和罗斯福政府都认为利润是不义之财，已经使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延长了。在此期间，任何复苏的迹象都被新税收给遏制了。在胡佛总统签署了灾难性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之后，把进口关税提高了两三倍，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将所得税率翻了一番。后来的罗斯福又把所得税提高了一倍，于1935年又宣布对净收入实行新税，彻底地将刚刚冒出的复苏迹象给消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政府通过超额的利润税并控制商品价格，将利润从经济中一举铲除。
然而，利润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动力。一个公司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也会继续生产产品。但是它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满足人们旺盛的需求。当人们真正需要的产品出现时，剧增的需求便会出现。20世纪40年代辛普洛特所面对的战时军队对脱水食品的需求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辛普洛特必须将自己的收入送交国库，那么他就没有能力为政府的作战计划输送足够的马铃薯。而且如果企业没法扩张，发展生产的话，即便是对它的利润征收90%的税而得到的税金（该税金可用于供养军队），与从一个迅猛发展的企业征收合理的所得税而得到的税金相比，也还是要少得多。政府采取的提高税率、控制价格的政策既阻碍了辛普洛特向军队提供粮食，也影响他向军队提供经费来源。
大公司确实可以通过与官僚机构的巧妙谈判，成功避开征收高税收，以便获得必要的投资资本。但是辛普洛特几乎每个月都要再进入一个新开创的行业，开办新工厂。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向政府官僚解释土豆种植、肥料生产或者是集装箱生产的具体事宜。辛普洛特需要在依法纳税和多留利润之间进行艰难选择。加上军需总署的催促，他就和其他那些面临繁重税率的许多企业家所做的选择一样，通过寻求律师帮忙与财务欺骗的方式来逃税。
由此，虽然战时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而且生活得比议员们都更加节俭，但是杰克•理查德•辛普洛特还是背上了奸商和逃税者的名声。为了能逃避90%的税率，他根据爱达荷州最优秀的一位法律奇才的筹划，特意创办了一个拥有众多徒有虚名的分公司的联合公司。该公司由95个股份公司和几十个信托基金公司组成，分别由辛普洛特、他的家属、朋友、银行家和律师来掌管。作为一个未受过系统教育的商人和土豆种植者，辛普洛特对该种做法不甚了解，故而对此感觉不太放心。但是他的律师向他保证，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且这种做法也解决了公司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因而辛普洛特所要做的就是向军队提供食品。
然而只有军队的高级军官才真正感到高兴。当然，就是连最饥饿的士兵们也从未觉得脱水土豆味道可口。但是脱水土豆却使士兵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各种天气状况下，都能够保证吃到营养丰富的土豆食品。而这些脱水土豆的1/3都来自辛普洛特的搭档们巧立名目合办的各个工厂。而他的每个工厂规模小得都足以避开高税率。
当时负责军队食品供应的上校保罗•洛根（Paul Logan）在战后总结了辛普洛特的贡献：
杰克•理查德•辛普洛特公司的成立、发展、繁荣，完全出自一个人的爱国心，出自他竭尽全力支援前线战争的决心，出自他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自信。人们要求他去创办一个没有先例的大工厂，而当时可获得的建设材料却非常稀缺。人们要求他给工厂装备的机器却是之前不存在的，而且甚至连该机器的设计图都没有。人们要求他加工食品，而有关这一加工程序的技术知识，人们并不知道多少。每当这时候，他总是把宽阔的下巴向上一抬，回答道：“我接受这个任务”……大部分战争期间，辛普洛特和他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将60万磅未加工的土豆加工成质量优良的、极为实用的战地食品……由于他对战争的杰出贡献，国家以感激的心情向辛普洛特公司授予最高的奖励。
这个奖励就是海陆军的“E”字勋章。此奖章只授予那些战争期间在工业发展上有突出表现的公司。而在战争期间创办一个新的行业则是现代商业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功绩。
杰克•辛普洛特以一个大胆的、春风得意的商场勇士的面貌进入战后时期，欲图征服新的商界。然而他原有的商业帝国开始快速地瓦解。看上去他注定要经历这样的循环：由穷光蛋到富翁，再由富翁变成穷光蛋。一段时间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潜在迹象，即那个对他感恩的国家可能会让他尝尝铁窗的味道。由于不再受到军方的保护，辛普洛特被掠夺性的新国家税务局的一大帮代理人困扰着。一张大约250万美元的账单摆在了他面前，最后不得不支付总额的1/5才算了事。他的律师们基本上都干得不错，但是在那个困难时期，这个征税款却是一个重大打击。脱水土豆的销售量也降到少于先前数量的1/4的水平。他的考德威尔工厂里组织起了工会，声称“关掉工厂，罢工回家”。辛普洛特决意与他们较量一番，但是当他“某个早晨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受到140个不公正对待劳工做法的起诉”。同往常一样，他又学到了一次痛苦的教训。
同时，昔日的许多尚未谋面的合伙人上门来，要求退股和取回股权现金。甚至是辛普洛特的主要股东—他的父亲也预言他将破产，对他说：“儿子啊，你发展得太快了，性子太急了。”同时还要求立即支付给他37.7万美元，但是老辛普洛特答应将会把这笔钱存起来，作为杰克一家生活的保障。
确实，要不是战后初期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出现，否则辛普洛特早就破产了，或者是损失了大部分财产。随着大部分战时税率调低，超额利润率被废除，并且上千万劳工涌入劳动力市场以及随着军事开支的骤然下降，出生率陡增，一些专家将这个经济增长的良机看成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征兆。几乎世界上所有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从哈佛大学的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都预计一段长期的全球大萧条将要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认为辛普洛特公司的股权会值钱，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购买辛普洛特重组之后公司发行的股票。
虽然辛普洛特资金枯竭，亟须筹集资金，陷入一生中唯一一次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但是他几乎无法相信运气会如此之好。当他廉价买回公司股权时，世人对明摆着的利润视而不见的情况让他大为震惊，正如他少年时白捡了不少健康的羊羔和猪崽的情形一样。他曾告诉一位背叛了他的朋友说：“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长着眼睛。”（这句话太妙了，应该把它刻在辛普洛特公司大楼入口处的石碑上。）他的眼睛告诉他，“此时咱们国家将要迎来一个长期的繁荣时期。”
1946年有一个名叫雷•邓拉普（Ray Dunlap）的化学家，当时他正在庞大的考德威尔工厂研制新产品，就建议辛普洛特开始生产冷冻马铃薯。过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一旦马铃薯解冻之后，它们的细胞结构就被破坏了，也就变成软糊糊的一团了。但是邓普拉向他展示，如果先把马铃薯煮一下，用合适的方法将大部分的水分压出，就可以有效地冷冻，并且解冻后也可以保持原来的形状。于是邓普拉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份令人满意的冷冻炸薯条。
由于债务、税务缠身，股东们喋喋不休地抱怨，加上夜以继日的工作和家中琐事的干扰，当时辛普洛特几乎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要崩溃了。辛普洛特道德上对自己要求严格，加上从小就受母亲的教诲，他绝不是好色之徒。但是像许多忠于家庭与社会的企业家一样（大部分企业家都没有大学毕业），那段时间的辛普洛特却另有所爱：他的公司以及困难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由于经常独守空房，妻子鲁比最终离开了他，这让他更加内疚，更有动力向心存怀疑的父亲和离他而去的妻子证明他是对的。与其他许多离婚的企业家一样，辛普洛特有一种想要摆脱过去，重建事业与家庭的强烈欲望。虽然被困难扰得晕头转向，但是他仍能看到未来的目标和价值，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
他叫来了总经理利昂•琼斯（Leon Jones），告诉他，他们将要进入冷冻炸土豆条的行业。虽然邓普拉的冷冻装置不错，可是对廉价生产炸土豆条的同时还能够不让油脂变臭的困难辛普洛特却估计不足。他从比奇纳特（Beechnut）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召集并雇用了一些食品技术员，要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理查德•托宾（Richard Tobin）和雷•基尼曼（Ray Kueneman）设计了一套系统，通过它土豆条吸收的油脂不会剩余下来。这样，土豆条就没有臭味了，就可以推向市场。
到1947年，辛普洛特的种植场、采矿厂、集装箱制造厂、木材厂、饲育场都慢慢开始复兴盈利了，他自己也从艰难时期走了出来。顾问们建议他冷冻炸薯条的生产应该慢慢地发展。相反，他却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冷冻炸薯条厂，每个小时能生产3吨炸薯条，并且配置了许多冷冻隧道以存储这些薯条。“降低成本与价格，扩大销售量”是辛普洛特的经商理念，也是大多数成功企业家们冒险与成功的信条。该信条促使辛普洛特一次次地在没有可靠市场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投资。但是低价格有助于打开市场，而低成本则意味着当需求产生时，他就能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更低的成本，并且可以拥有比那些等待可靠市场的竞争对手更大的市场份额。
20世纪50年代爱达荷州以及整个美国经济都在复苏，辛普洛特的帝国也在快速地发展。他的碳酸钾矿场成为世界上拥有矿藏量最丰富的矿场之一，而且他买下的几家将矿石制造成化肥的工厂也开始复兴了。他的农场也从爱达荷扩张到俄勒冈。同时他还在博伊西和波卡特洛（Pocatello）开发了一系列的公寓大楼，还买下了该州的两座大酒店。但是人们接受冷冻炸薯条却比较慢。因此在近10年的时间里，辛普洛特加工土豆的设备似乎都成为他没有把握好时机的证明。原来招聘来用于做这项加工的工人都转到生产罐装和冷冻的水果、蔬菜及甜玉米上了。偶尔军队订购脱水土豆与洋葱时，才开动脱水器以保持运转。
与辛普洛特的认识相反，食品连锁店与其他机构都仍然认为土豆是没法被有效地冷冻的。未加工的土豆很便宜，而冷冻的炸土豆条价格则翻了一番，而且还需要昂贵的电冰箱才能保存。辛普洛特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向别人解释，经过去皮、切割和脱水的过程，土豆重量仅为原来的3/4。但是，饭店与餐馆这样的大客户听不进这些解释，整个20世纪50年代他们都对辛普洛特的创新技术嗤之以鼻。
要不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辛普洛特的那些设备就只能完全放着，根本没有用处。美国家庭主妇不像食品公司与饭店那样懂得精打细算，但是她们有眼光，能看到新产品的价值所在，她们纷纷涌向专家们不屑一顾的地方。很奇怪的是，冷冻土豆条一开始是放在杂货铺里销售的。1958~1960年，销售量突然翻了一番，最终辛普洛特完全地返回土豆生产。他的公司已经做好迎接最汹涌的浪潮的打击。
从父亲要求他去德克洛挤奶开始，辛普洛特就一直没有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一段时间，轻松一下。现在50岁的辛普洛特开始对滑雪感兴趣了。他能够顺着山坡迅速滑下，似乎他从小就在那里长大似的。在太阳谷滑雪场，他与一位名叫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的记者交上朋友了。记者写了一篇令人难忘的专栏，其中写道：
在著名的鲍尔迪（Baldy）山中的太阳谷，我一直试图赶上一位身体强健的爱达荷人，但是都是徒然的，根本无法赶上他……他的名字叫杰克•辛普洛特，来自博伊西，身材魁梧，酷似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后卫。他是西部的杰出人物之一，是一个拥有上万英亩农场以及金矿、铀矿和硫磺、铁、锰等矿藏的商业帝国的首脑……爱达荷的土豆之王都是以火车皮来运土豆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和他的员工们发明了所有加工土豆的新方法，像脱水和冷冻的烤土豆、土豆泥、炸土豆、土豆丁……所有这些土豆食品都包装得轻盈便利。
一个性情温和的巨人……他知人善任。只要他踏着滑雪板从索托思山（Sawtooth）上滑下，半英里内你就可以听到他唱歌和欢笑的声音。
当那些爱挖苦人的记者从辛普洛特的办公室出来时，他们就开始寻找各种比喻：将他比做小阿布纳（Li誰 Abner）、霍拉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和巨人。但是当你离开辛普洛特时，你很难想象他还不到6英尺高。
20世纪50年代晚期洛厄尔•托马斯写这篇专栏文章时，辛普洛特的商业活动范围已经拓展出了斯内克河峡谷，到了加利福尼亚和大盐湖地区，而且还仍然处于最快的扩张阶段。就是这样一个私有企业，拥有各种信托公司、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而且它们之间仍然存在法律上复杂的关系，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精确地评估出它的规模。但是所有关注该公司的观察者都认为，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杰克•辛普洛特拜访雷•克罗克（Ray Kroc）在加利福尼亚索尔凡（Solvang）的豪宅，并且这个麦当劳汉堡包大王对土豆大王说：“伙计，让我们一起联手干吧！” 这之后，辛普洛特公司的收入和盈利才进入增长的最快时期。
此前许多年来，辛普洛特一直都是给这个发展迅速的连锁店出售未加工的土豆。由于这些土豆需要整年存储，花费很高，而且每年还要损失大约30万~40万美元。当然麦当劳公司对此并不在乎，可是辛普洛特却需要使这个买卖更划算一些。在接待员的引导下，他来到麦当劳公司前总裁的办公室，建议他可以试试冷冻炸薯条，并且他表示还愿意用辛普洛特公司和麦当劳公司的专利来生产薯条。总裁非常生气地教训了他，并告诉他：麦当劳独特的家庭式制作的炸薯条具有独特吸引力，这是他们公司最宝贵的卖点，他将永远不可能采用冷冻炸薯条。除了父亲之外，他还从没有被别人如此粗暴地教训过，为此辛普洛特感到特别震惊。
后来，这位总裁辞职了，让位给克罗克。辛普洛特又一次拜访，而且说服麦当劳的一些主管人员在一些店内试销他的专利薯条。很快这些店就要求向辛普洛特购买更多的炸薯条。最后，雷•克罗克邀请杰克•理查德•辛普洛特到他靠近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的大农场。他们一起骑马、共进晚餐、谈生意。到第二天早晨他们之间的交易就握手成交了。根据握手达成协议的汉堡与炸薯条的数量，辛普洛特立刻赶回家后在海伯恩（Heyburn）建了一个每小时能生产3万磅炸薯条的工厂。自那以后，麦当劳的新鲜炸薯条大部分都是辛普洛特提供的。由于麦当劳遍及全球，辛普洛特也在全球四个大洲建立了加工厂为其提供货源。他的食品经营的所有收入与利润大约40%都来自与麦当劳公司的合作经营。
辛普洛特食品经营的增长开始于1951年，当时他购买未加工的土豆价值为6.25万美元，生产的冷冻炸薯条还少于200万磅。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每年购买未加工土豆的花费上升到160万美元，生产冷冻炸薯条17 000万磅。到1970年，购买原材料的成本剧增到1 100万美元，年生产4亿磅冷冻炸薯条。到1980年时，辛普洛特购买土豆的价值几乎达到1亿美元，生产的冷冻炸薯条接近10亿磅。加上其他经营项目的同步增长，辛普洛特公司在20年内的年增长速度接近20%。
1976年对辛普洛特来说运气简直是太糟了。当时他预计土豆价格会有一个大变动，于是在商品交易会上取消了1 400个期货合同。随着交易会即将结束，土豆价格从17美元跌至8美元，成千个交易商面临破产。在绝望中，一些人明显是故意地搅乱缅因州（Maine）的土豆市场，并且还聚集在铁轨上阻止辛普洛特把按照合同应提供的土豆运出去。55个亏本商人把辛普洛特当做最大的靶子，将他告上法院。
人们纷纷指责辛普洛特操纵了市场，从经济角度看简直是一派胡言。当市场有力地、持久地维持了辛普洛特的市场地位时，从理论上说，任何对市场的操纵行为只能是来自另一方，即那些以8美元而不是17美元购买土豆的绝望的合同持有人。然而毕竟他没能履行部分交货合同，最后为了避免在法庭上与“市政当局”进行无休止的法庭辩论，他不得不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内解决了这一民事纠纷，同意5年内不再进行此项贸易活动。
对一个正直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情。但是对他正处于发展高潮时期的公司来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快餐行业全国性的发展高潮进一步推动辛普洛特公司的发展。1991年辛普洛特公司在食品与化肥以及牲畜饲养方面的收入就达到16亿美元。但是公司成功的根本源泉在黄褐色的伯班克土地，在那些被爱达荷的男人们和孩子们辛勤开垦与灌溉的一块块沙地中。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可以看到人们把斯内克河两岸土地上的山艾树除掉，用手和锄头掘出树根与岩石，挖出新沟壕，装上新的流水管道。爱达荷的孩子们依然在土豆地里弯着腰，两腿之间放着大麻袋，带子放在肩上，用手捡起土豆，然后将沉甸甸的大麻袋堆到卡车上，送往辛普洛特的加工厂。在布莱克富特货栈附近的农场有一对辛勤干活的双胞胎，分别叫乔•帕金森（Joe Parkinson）和沃德•帕金森（Ward Parkinson），他们俩将在杰克•辛普洛特的下一项事业中起到关键作用。
小孩子们拣好一袋土豆并把它放在田头，就可以挣到7美分。当孩子长到可以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就得干那些汗流浃背的活了：将装满土豆的麻袋放到平板卡车上并堆好，这样卡车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运到货栈去了。帕金森兄弟俩总是一起干活，与布莱克富特的其他男孩子相比，他们俩更年幼时就能够将麻袋扔到卡车上。后来，他们又干更重的活儿，如搬运、安装灌溉管道。但是整个少年时期，他们俩的生活和工作锻炼都是困扰着辛普洛特的土豆生产，而且布莱克富特镇基本上都是由辛普洛特的人员来经营管理的。
20世纪60年代晚期，帕金森兄弟俩离开了辛普洛特的经营区域，去遥远的大学学习工作了。到1979年他们回到爱达荷州相聚，准备引导70岁的辛普洛特（5年前他就应该退休了）进入高技术行业。和先前经营的任何事业一样，这无疑都是对辛普洛特的一种挑战。他的眼睛又一次发亮，洪亮的声音又一次在整个办公室响起，他勇敢地投入新的事业，踏上第二个10亿美元的征程。20世纪80年代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仍在讨论新萧条，但是杰克•理查德•辛普洛特却很有眼力，看到了能使爱达荷和全美国发展繁荣的新技术领域，看到了新硅片的光明前景。他的新公司叫迈克朗公司，由帕金森兄弟俩领导，经营的业务不再是土豆了，而是半导体芯片。
开发德克洛的先驱，也就是辛普洛特的父亲查尔斯•理查德•辛普洛特可能不会同意他的这个决定，可能仍然认为他那个自以为是的儿子依然“还是那么性急”。老辛普洛特活到90岁，看到辛普洛特公司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大企业之一。1979年他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执行人发现老人确实对后代坚守承诺。来自战时合股的37.7万美元仍然安全地存在爱达荷州的许多银行里，每一笔都达到了保险的最高额度，并且大部分都是无息存款。这笔钱在1948年还算得上是一笔小财。可是经过物价上涨，又经过抽税，它的购买力已经大大变小了，而分到每个辛普洛特的孙子们手上的也仅相当于几千美元了。
编•辑•笔•记
经济学家的普遍观点是经济即将进入大萧条，而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却用自己的独特行为和信念来创造发明，带来重大的突破，并引导世界经济进入增长和繁荣。真正的经济不是计量经济学的经济，而是企业家的经济。
政府降低资本收益税等策略会加速企业家的创新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股票市场的支持和快速发展有利于企业家的风险投资，企业家经济创造了高于传统经济的就业率并引发了多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经济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杰克•理查德•辛普洛特一出生没多久就坐着有篷的马车来到旧边疆，从小就在在斯内克河周围开荒种地，到大萧条时期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商业帝国，70岁时又一次冒险，投资2 000万美元在半导体事业……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有什么区别呢？
对那些生活经历丰富的人来说，辛普洛特由一个穷人变为富人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对美国的真正问题却没有什么影响。确实，在华盛顿的顾问专家以及大学教师们看来，个人创造财富的浪漫故事似乎阻碍人们理解世界经济中存在的大量共同问题。根据学术界观察家的看法，他们称为“创业神话”的故事至多只是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困难的一首怀旧曲，是一段逸事奇闻，使头脑简单的人们不会日益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与微不足道，特别是当我们不再能够依靠“牛仔资本主义”的原始动力实现繁荣，需要人们共同努力来完成一些事情，而官僚组织却没法有效做到的时候，就更加需要这样的“神话故事”。
依那些最优秀的分析家之见，真正的经济是由相互竞争的多国公司、国家工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潮流组成。而单个企业家的个人干劲与热情完全被淹没在这种宏观经济潮流之中。经济学家相信，这些大趋势使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的美国经济陷入一个生产率下降的严重危机中，其表现为每小时人均产量的下降。这种危机导致美国在工业实力与发展前景上均落后于欧洲与亚洲的竞争对手。长期的能源紧缺促使能源价格日益上升。甚至那些棘手的环境问题都一直要求从紧缺的资本中增加投入到工业卫生。许多专家预计，在一个经济增长缓慢、债务庞大的时期，很可能立刻转变为一场新的更大的经济萧条。10年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他们仍然隐讳地表达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态度。
虽然很少有经济学家预测到1983年经济复苏的势头—许多经济学家预计经济萧条将要来临—然而多数人还是认为这种复苏只是战后一段典型的插曲。巨额的赤字与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刺激了消费支出的猛增，因而使1982年生产与就业中遭受的大部分严重损失可以挽回，但是却没法解决经济系统更深层次的问题。总之，经济学家将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长期停滞看成是一个深远的、不祥的现象。但是他们将经济复苏仅仅看成统计数据上的周期性上升，是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方面由于人为刺激带来经济增长的一时狂热。经济的长期前景仍然悲观，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
然而，杰克•理查德•辛普洛特以及其他一些企业家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们这种看法不是表现在计量经济学的数据上，或者是优美的散文中，而是表现在行为与态度、直觉与内心信念之中。这些信仰似乎反映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不是大国与卡特尔的新世界，而是人与自然搏斗的旧边疆。然而这一种信仰，正在迅速地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与进程。
这个世界是企业家的世界。正是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了深远而广泛的经济复苏，提出并解决了评论家们列举的许多问题。这是一个由勇敢的人组成的世界，他们建立了小企业，做出新发明，带来重大突破，正引导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增长与繁荣的新时期。确实，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企业家们的经济才是真正的经济，而不是计量经济学的经济。而且只有把注意力集中于企业家的经济方面，才可能在一些常规统计中找到新意义和新样式。
在那些密切关注美国创业与技术条件的观察家看来，10年来有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当美国在政策上做出一个小的变化便可以激起技术发展、生产率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企业家总是关注资本收益、公司价值的增加，以及当他们开发新产品与新服务时能够吸引到投资或者得到贷款的能力。1978年美国降低资本收益税之后，由于长期累积的创新能力最后得到了大量的投资，因而所有创业型经济的指数都大幅度上升。到1978年底，新承诺的资本投资几乎翻了14倍，从1977年的3 900万美元上升到1978年的5.7亿美元。截至1981年，实际风险投资增加了两倍，大约为14亿美元。并且风险资本总额翻了一番，达到58亿美元。1981年的减税将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降低了20%，刺激了新一轮的投资增长。到1983年年底，风险投资总额猛增到115亿美元。在1982年服务业衰退期间，当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一场新的经济大萧条将要来临时，实际风险投资达到18亿美元，多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期间5年的总和。而且1983年时，实际风险投资接近30亿美元。1978~1983年这5年期间，仅生物技术的创业投资总额约25亿美元。大型风险资本企业的数量从1973年的25个增加到10年后的200多个。
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风险行业对风险资本的需求量非常大。例如，由联合微波通信公司（MCI）建立第一个全国性的光纤网络，对冲基金（TCI）、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和其他企业在有线电视业的迅速扩张，以及由麦考移动通信公司（McCaw）与其竞争对手一起创建了全国性的移动电话系统，它们共需要的资本是生物技术行业所需的10倍。与能源、房地产的投资不一样，这些项目能够提供银行要求的那种物质担保。因为这些大型的创业型事业对美国经济增长和技术领先都有关键作用，为资助它们的发展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迈克尔•米尔肯促成了2 000亿美元的高回报股票市场，被广为贬斥成“垃圾股”，并且10年之后还仍然被谴责为庞氏骗局（Ponzi scheme）。但是电缆、移动电话和电信行业大部分都得到米尔肯债券及其他股票的资金支持，它们对美国经济复兴的作用与那些得到普通风险资本支持的计算机公司是一样重要的。
较低的资本收益税可以引导投资者将钱用于新企业的创立。但是没有一个繁荣的股票市场的话，特别是公开发行新股票的市场，投资者就常常难以收回原来的钱。少数风险资本家的创业宏图必须得到更多投资者的响应，这样创业动力才能带来广泛的经济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股票价格开始了长时间的攀升。虽然道琼斯公司的30种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以及标准普尔公司的500家大公司的股票指数疲软如故，然而威尔希尔（Wilshire）公司的5 0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指数以实际值计算却一直在曲折地上升，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同时，100个风险资本企业的股票指数在1978~1981年间增加了两倍以上。
对风险资本行业来说，繁荣的新公开发行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从1978年底开始，列在直接交易的股票市场名单上的公司总数不断上升，两年内从2 600家增加到4 000家，上升了60%。新公开发行的股票市场筹资总额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3亿美元猛增到1983年的130亿美元左右，达到了最高峰。
1982年，美国审计总署（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测算1978年减税之后风险资本初次剧增导致的影响。GAO以总风险资本为2.09亿美元的72个新开办的公司为样本进行评估。这些公司直接创造了135 000个工作岗位，给联邦税收增加了大约3.5亿美元，截止到1982年增加生产了价值约9亿美元的出口产品。以这个作标准来计算的话，1981年开始减税后的3年内近70亿的风险资本投资，将直接创造400万个工作岗位，多于120亿的联邦税收，以及到1986年时创造了累计价值为310亿的出口产品。虽然这种估计看上去是高估了，其实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以及这些新企业创造的财富远大于这些数据值。
美国经济的制度性结构以及对建筑业的许多补贴与保护，加之新税收法案提高了折旧补贴，因而美国经济的任何复苏都会包括建筑业的兴旺。对进口日本轿车的数量限制有助于促进底特律（Detroit）汽车工业的发展。然而，与大多数的分析相反的是，这次经济复苏并不是由建筑业、汽车业，或者消费品带动的，而是由创业型经济中的资本设备，主要是电子设备来带动的。1983年前两个月的零售额实际上下降了。但是从1983年1月开始生产设备的销售以每年高于16%的速度在增长，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先前每次经济复苏的第一年平均速度的5倍左右。由于新的电子生产设备比它取代的机械设备效率更高，即使是以上这些数据也低估了美国企业的资本构成情况。 创业高潮并不仅限于股票市场与风险资本市场的杰出企业，或者是仅限于高技术生产设备的尖端公司。虽然专业人员为了税收的原因而合办企业的趋势在增长，使较大范围的新办企业的股票指数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对所有创业活动的调查分析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这种趋势上升得很猛。当经济学家与媒体对自从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企业破产与倒闭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时，企业家正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创办企业，1981年时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600 000家。并且到1982年经济衰退时，还一直保持这个水平。这次创办企业的速度是20世纪60年代繁荣时期的两倍，是20世纪50年代速度的6倍，而且还一直保持增长，直到1987年增加资本收益税之时。
此外，企业倒闭的速度与其说是经济衰退的表现，还不如说是产业变化的信号。在美国及整个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企业破产的比率也是最高的。例如，当日本经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3倍时，它的企业破产水平是美国的2倍。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休斯敦在企业破产与企业创办数量上都是全美领先的。
比企业倒闭更让人关注的是失业率。失业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状况，例如以下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家庭结构、人口、工作纪律、地下经济机会、福利水平、失业补偿率以及政府对过时的工作岗位的补贴。然而就业数，也就是实际工作岗位的数量，更准确更清晰地反映了经济状况。
根据这个标准来测量，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是经济快速增长，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1981年，就业率到了最高点，接近和平时期的最高点，成人就业率接近58.7%。即便是在处于世界经济衰退深渊的1982年，虽然当时一大帮媒体评论家和经济学家都在说美国经济的萧条情况，然而成人就业率仍保持在57%的位置上，接近历史最高点。而20世纪60年代晚期降到了55%，大萧条时期则大约为42%。到1984年年中，美国经济已经在两年内创造了大约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并且就业率仅略低于60%。许多年来，经济学家们告诉美国人，去看看欧洲人在创造新劳动岗位和经济竞争力方面的教训吧。然而1974~1984年，美国经济净增了2 300万个工作岗位，吸纳了1 200万移民。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却没有净增新的工作岗位，并且还将上千万的国外工人打发回国。事实上，德国的工作岗位却减少了1%。总的来说，美国净增工作岗位数超过欧洲，是它的5倍，也是日本的3倍。
美国新增就业岗位的构成更让人印象深刻。《财富》500强企业减少了300万个工作岗位，而更小的企业却创造了大约2 000万个工作岗位。它们大部分都属于创新型部门，并且它们之中大约80%的企业员工不足100人。到目前为止，美国增加最快的工作类型是知识型与服务型职务（除了文员与秘书）的技术和专业性岗位。这类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之间，大约增加了60%，亦即增加了大约600万个。整个20世纪80年代，软件工程师数量以每年28%的混合速度在增长，计算机科学家的数量也以每年43%的速度增长。
相反，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欧洲滥用了政府大约1 000亿美元的补贴来支持大型企业的就业，这些大企业很多都是国有的，然而却反而减少了大约10%的生产性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依靠创业型小企业的推动，美国制造业的份额从1978年开始急剧上升。生产性的岗位保持稳定不变。1982~1990年间，制造业产量的联邦储备指标达到了48.3%的高峰值。
1978年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传统分析视角下的经济与企业家经济二者的分道扬镳。前者影响力下降，后者影响力上升。当常规模型显示1978年是生产率下降与经济停滞的开始，著名经济学家都预计经济将开始萧条，然而受资本收益税降低的刺激，企业家们开始了广泛的经济复兴。当著名专家盲目地根据统计数据悲叹生产率的不断下降、能源的枯竭、资本的极端稀缺以及危险棘手的污染时，美国企业家正快速地提高生产率、节约能源、减少有毒污染，以及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正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公司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指出的：“1978年的投资格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第一次高技术投资超过了基础工业投资。”
经济学家们的问题在于，尽管多年来都在预测经济变化，但是他们几乎忘记了对构成经济发展的创新过程与新企业的形成过程。瓦西里•里昂惕夫（Vasily Leontieff）的投入—产出模型概括了上述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供应方面所持的一般态度。他创立的经济学从代数学的观点看是十分优美的，由此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这一体系却是静态的。里昂惕夫的这些模型只有假设各部门之间的各种潜在关系是不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计算部门间商品与服务流之间的相关关系。里昂惕夫的设计原来是用来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计划的，而在华盛顿政府、经济学界和数学界也都被广泛地认可。但是在考察一个变化的经济时，这种理论比无用还糟糕。因为在变化的经济情况下，企业家不仅每天每时都在改变投入与产出，而且也在改变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业本身的特点。
像计算机软件、半导体，或者一个快速发展的服务领域等，这些新出现的行业将决定未来经济的结构和经济活动的方向。然而在创业活动中，价格下降、产品升值、投入与产出的持续变化从统计学上是没法看清楚的。著名经济学家（现在在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 Institution），以前担任卡特总统的经济顾问班子的主席）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可以贬损像计算机这样催化剂式的行业为“只占GNP的2%”，因此与化妆品或者钢铁行业相比更不重要。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舒尔茨的布鲁金斯的同事马丁•贝利（Martin Baily）和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研究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仅是计算机制造行业就为美国制造生产率史无前例的增长速度贡献了2/3。
正是由于经济学家忽略了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才做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国生产率增长急剧下降。然而他们的统计数据几乎无法确认出真正最有活力的行业，正是这些行业增加了财富或者预示着未来财富增加的最大前景。例如，主要由于受原油或天然气的开采与生产影响，采矿业的生产率一年最多下降大约4%。这种下降主要反映了石油、天然气探测与开采量的大规模增加，而这种探测与开采大都是由那些非法经营的企业家们完成的。当他们将更多资本与新技术，以及更多训练有素的人员投入到日益困难的领域，投入到更深或更难以获取的能源燃料矿层的开采中—从北极的荒芜之地和波弗特海（Beaufort）以及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的上冲断层带的复杂地缘结构，再到沿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的地质高压下的甲烷层—每工时或资本单位的可测算的生产量将急剧下降。根据所有的数据，我们能够发现生产率的突然下降。
然而，通过勘探出蕴藏量无限大的潜在的新天然气与油田（其中大部分没有开发出来），加上解除了价格管制，这些努力可以打破能源危机带来的发展障碍。能源公司开发出一系列具有永久价值的测震、采伐和提取新技术，缓解了稳步上升的能源成本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沉重负担，将美国外交政策从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钳制中摆脱出来，并且减少了因能源而爆发大战的可能。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1973年后的美国不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采矿方面的生产率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能源开发这个具有活力的行业无疑阻止了它们在能源价格方面的螺旋上升，打开了未来能源生产的广阔前景，摆脱了从统计数据上看生产率增长却很缓慢的负担。
大部分显示生产停滞的其他统计数据，如在零售与批发、金融与房地产以及各种各样的个人服务方面，由于美国社会正发生大量人口与生产结构相互交织的变化，导致这些数据都具有瞬间效应（transitory effect），容易误导人们。人口结构的变化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已经成年，到20世纪70年代剧增的这7 500万人就开始涌入劳动力市场。而欧洲却没有发生此种情况，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战争苦难更加深重，战后并没有发生持续的生育高峰。而且在经济扩张时期它们从国外输入劳动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时期又成百万地将这些人驱逐出境。相反，美国为1 200万移民和上千万刚成年的年轻人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
尽管各种各样的求职者纷纷涌入，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成年公民的就业率比以往任何和平时期都更高。然而，工作熟练程度更低的就业者使总工作时增加了，从而使生产率指标的分母变大，因而测量到的生产率降低了。如果美国劳动力数量以更慢的速度增长，或者是像欧洲那样劳动力萎缩，美国的生产率数据看起来将大大地变好，但是美国的社会也会更加没有增长的活力。
同时，美国还空前地将大额资金投入到教育，使其国家有更多人接受的教育时间高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高中毕业的学生中有一半进入大学深造，而黑人与白人之间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几乎完全被缩减了。
在资本相对稀缺以及资本大量用于住房供给与教育，加之拥有相对充足且需要培训的劳动力的背景下，美国企业家就利用机会创办了大量各类劳动力密集企业，雇用并培训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开创了大量新的服务企业，从快餐店到保健食品店、唱片店，从便利店和实物交易中心到录像店、全国电子网络，从律师事务所和诊所到单身酒吧和慢跑设备连锁店，从接生所和计算机中心到私人学校和专业书店，从古迹保护建筑师和外科护理中心的供应商到创业咨询机构，这代人创造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与职业，创造了自己的企业与经营模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主要以服务与信息产业为主的劳动力大军与新型经济，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然而，根据统计数据所示，从事上述这些经济活动的办公机构行动迟钝，效率低下。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衰退期里，办公机构的生产率总共才提高了4%，每年提高的还不足0.5%。由于办公机构是服务产业的工作所在地，并且它们是生产企业日益扩大的附属部分，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到来，办公机构生产率接近完全停滞的状态将给整个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影。办公成本从企业平均支出的20%上升到50%，在10年时间里一封商业信函的成本以实际值计算增加了40%，秘书的工资增长了2/3。
因而许多理论家得出结论：由于服务业是与人打交道，因而固然会抵制效率的提高。而正是高效率才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经济进步。这一派的分析家们秉持了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从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到约瑟夫•熊彼特的一贯论断。他们预测资本主义最终将过时，被其他形式的稳定不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理论的问题就在于，与生产率统计本身一样，它忽略了最新的产业革命：以办公自动化为开端的服务业的产业化。
在办公机构生产率缓慢增长的相同年份里，办公机构却扩大了自己在制造企业里的作用，最终使企业又深受烦琐的文牍与规章之苦。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增长最快的行业就是办公电子设备了。成千上万个公司立马前来解救备受烦琐之事纠缠的秘书，稳定地向企业提供精巧价廉的各种设备，以提高办公室的生产率。美国公司层出不穷地推出新设备，新机器像潮水般地涌出来，诸如阴极射线管、其他视屏技术、固体存储器、数据储存盘、智能复印机、传真机、调制解调器、打印机、数字转换器、自动电话交换台以及分布式计算机终端，还有界面语言更加友好、便于使用者操作的软件等。这些软件利用计算机主机和通信卫星，或者是光纤电缆，以不断变化的方式连接或者整合，并通过一个更大的网络和家庭计算机共享一个更大的数据库与图书馆。
办公用品行业的上万个企业家与商人们不断地分分合合，寻找并创造着用武之地，建立了立体型的公司总部与生产线。这些企业遍布在从硅谷这个聚集地一直延伸到犹他州（Utah）的普罗沃（Provo）、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三角公园（Triangle Park）、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奥兰多（Orlando），迂回到菲尼克斯（Phoenix）和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斯普林斯（Springs），并且从第128号公路浩浩荡荡地推进到第495号公路的南北两侧。一大帮人都聚集在秘书办公桌周围，在打印室附近转来转去，紧盯着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跟在后面的是一大群外国人，有日本的计算机专家、中国台湾与韩国的暴发户以及匆忙赶来的德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购买办公机器的商人们。
生产办公设备的所有企业家和供应商构成了一支无可匹敌的行业大军，他们的技术天才、创业胆识和资本魄力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正是他们全身心地投身到解决办公生产率的复杂问题。主要由管理工作不得不带来的大量文字工作似乎被人们绝望地看成为企业的永久弊病，这就推动20世纪90年代人们要推动实现“无纸办公”的梦想。
与此同时，一场由企业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生产技术专家领导的同样深远的产业运动正在兴起，它将一劳永逸地解决流水线生产的单调，泰勒生产模式中对时间与操作的苛刻计算以及日常生产中迟缓枯燥的过程。关键的突破来自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的发明，可以通过它在计算机屏幕上进行三维的实际设计，并且可以对一种新产品或设计的所有具体方面进行计算机模拟测试。这样，在绘图板（drafting board）上进行的所有烦琐工作都不需要了，而且也不需要建立并测试一系列复杂的模型。正如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所言：“在小轿车生产出来之前，我们就把各个部件确定下来了。”但是对制造过程的效率最重要的是，设计过程在计算机上建立的一大堆数据库可以在柔性装配系统（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FMS）中输入到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CAM）的操作过程中去，而不论是这个操作过程是要制造全自动的注塑机，还是自动生产线，或者仅是数控机床的改进。
这种操作过程已经设计、创造、测试或加工了大量各种各样的产品，使其产量也快速增加了。其中就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的盘式制动器（disk brake）与行礼箱、克莱斯勒汽车公司（Chrysler）的焊接式钢壳、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的拖拉机引擎模具、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洗碗机、空军的（火箭或飞弹）头锥模型、科勒科公司（Coleco）的卷心菜布娃娃、波音747飞机和诺思罗普战斗机（Northrop fighter）的液压管道系统、科罗斯—特雷克（Cross and Trecker）的计算机控制机床，甚至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Vancouver）的整个新城规划中上千条道路边的4 000栋大楼都可以用计算机三维图形显示出来。更令人难忘的是半导体芯片的设计，一个小小硅片上三维细节的复杂程度超过一个城市的规划，且比得上一个大陆的地球物理图。
这些新的工业革命主要得益于美国大量的创业型企业所发明的软件。软件对计算机的重要性就如同唱片对于唱机，可以将一个又聋又哑的设备变成一个有用的机器。与其他企业家不同的是，成千上万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商代表了信息技术时代创造型美国经济的化身，虽然难以对他们的贡献进行数据统计。软件创新将计算机革命从一个令人惊叹但是却无法理解的技术事件变成为我们大部分日常活动中无所不在的力量，它对所有增长最快的市场都起着关键作用，诸如从半导体芯片到CAD设备、个人计算机、信用卡、空中旅行、金融系统、医疗机械、地震探测仪、电信网络和计算机游戏。然而事实上它们却没有耗费多少资金，并且它们提供的资本设备比它们所取代的设备廉价得多。
将投资看成是需求流量（flow of demand）的经济理论完全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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