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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定格在纽约豪华的广场饭店，这里有一间拥挤的橡木厅。此时正值1962年5月28日的鸡尾酒时间。窗外，南中心公园（Central Park South）的路上有很多人正在走来走去，他们的鞋跟叩击着地面嗒嗒做响。往来车辆嗡嗡地轰鸣着。室内，周围的人们都在进行兴致勃勃的交谈，而我却始终保持沉默。我坐在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角落里，脊背对着大门，不时小啜一口“庄园宾治”酒（Planter誷 Punch），脑子里则一直在盘算着那些事儿。
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摊开了几张报纸，在其中一张的空白边页上，我写下了一个总数，并用亮蓝色墨水画出一个长方形把这个数字框了起来：
已经接近250万美元了！真难以相信，这就是我在短短7年间拼搏于华尔街所赚得的金钱。到目前为止，这笔钱中的绝大部分，也就是225万美元，都是在短短18个月内赚到的！这简直称得上不可思议，是不是？
我现在应该已经习惯于认为自己是个百万富翁了。我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来描述自己在华尔街上的经历。当前，我几乎已经成为带有玄幻色彩的公众人物了，《时代周刊》（Time）杂志和华尔街的圣经《巴伦周刊》（Barron誷）都对我进行过宣传。有些风格狡黠的杂志还曾经出版过一系列漫画来描绘我这个在股票市场上“跳舞的巫师”。各种和我这个人物相关的喜剧演员、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们，以及我本人所出版的书籍那惊人的销量都让那些没看过我在纽约拉丁区（Latin Quarter）和洛杉矶椰树林会馆进行的“舞蹈”演出的公众听说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场让人神魂颠倒的奇妙游戏，有时还会闪现出迷人而有趣的亮点，比如有一次我在鲁宾斯酒吧（Reuben誷）喝完酒却发现没带零钱支付小费，于是就给酒吧领班沃伦（Warren）一份来自于股票市场上的小费来替代本应支付给他的75便士。我推荐他购买自动售货器械公司（Automatic Canteen）的股票。他以315/8美元的价格买入，以40美元的价格卖出，总共赚了大约800美元。这份小费还算丰厚，对不对？
我甚至曾经引发人们大规模的争吵和辩论。像我这样的门外汉被公认为看着跌宕起伏的股价走势图根本分不清后期看涨还是看跌，却恰恰是我却敢于在专业经济学家们都不敢涉足的地方鲁莽地掷下赌注，结果还真赢回了200万美元，一本万利真的可能吗？
但是这件事情不仅可能，而且实际上也已经发生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别的花絮。美国股票交易所改变了它的运作规则，决定暂停人们对止损指令单的使用，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投机者们在交易中“闻风而动”或者“紧追领舞者”。
不过上面这些也才是冰山一角。我在1962年5月的那个晚上坐在橡木厅里，触动我回忆的就是那份报纸的头版，我在上面简单地勾画了我的净资产。我想着：“达瓦斯，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啊。”
得出这个结论并不仅仅因为我在银行里面放有那么多存款，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我庆幸。前一段时间，《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用又黑又大的字体在其头版上这么惊叹着： 股市跌进了30年以来最可怕的一波抛售浪潮中。
这一标题宣告了华尔街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牛市结束了。有数以百万计的小投资者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风险颇大的投机，这一标题所描述的内容对他们来说简直像是一场绝对的灾难。在1962年股市下滑的第一天内，有数以千计的账户被销掉，仿佛1929年的股市崩盘又重新发生了一样。
但5月份的那次崩盘比纽约股票交易所停止交易一天之后《纽约邮报》所描绘的那样还要严重。我发现在短短一天之内大盘有208亿美元的“纸面价值”消失了，一周之内则有400亿美元灰飞烟灭。
而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短暂的盘整后，股价下跌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很多股票，尤其是那些价值600美元的蓝筹股，比如大牛股国际商用机器（IBM），一直到6月份才真正跌落至谷底。我认识的那些人因此一直都没有恢复元气。
抛售股票的狂潮冲击着股市，就像阿尔卑斯山的连环雪崩一样，即使是经纪商也都变得一文不名了，而我却可以喝着冷饮、心平气和地坐在那里阅读这些消息。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事实是，我已经完好无损地撤出股市了。
早在4个月前我就已经将自己最后一个股票账户销掉了。
这值得好好思索。别以为全是偶然现象或者纯属巧合。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根本算不得什么预言家。我不会手捧水晶球或者茶叶末来预测明天。各种深奥的图表分析中没能给出什么预警信号，华尔街的内部人士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要知道，我—尼古拉斯•达瓦斯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是否能够预测出5月份的崩盘并无任何重要意义。
我意识到一场雪崩即将降临，因为12月份些许端倪就已出现，我开始卖掉我的股票，不过连小手指头也无需动上一动。
这根本没有什么难办的，我无需进行任何生死决断。我对止损指令单进行了很好的安排，使它能够适应我用以炒股的“箱式”理论，正是这种指令自动替我做了决策。如果我坚持逆潮流而动，在卖掉股票后又再度买进的话，止损单就会在首次向下波动时触发自动安全控制机制，于是一下子，我又退出股市了。
于是现在，也就是我在华尔街上最后一次冒险的4个半月以后，我坐在橡木厅里的老位子上，阅读着《纽约邮报》。如今，华尔街之船再一次触礁。内部人开始到处按极低的折扣吸入便宜货，美国公众则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任恐慌蔓延，拼命打捞他们能从这次华尔街灾难中抢救出来的任何东西。
我不觉得我可以就此沾沾自喜。是的，得承认我现在确实很愉快，因为我能够全身而退。又有谁不会因此而觉得十分幸运呢？但与此同时我想起了与我同在华尔街这个大赌场里做游戏的人们，“赌场”一词是我给大盘所起的名字。
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是否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呢？就像购买彩票一样？一个人若想要加入这个游戏中赚钱的话就必须做好输掉它的准备。他们又是否懂得这是一种可能带来致命财务损失的游戏呢？
我投资股市之后才学着思考这类的问题。现在，我认识到这场崩盘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产生了严重影响，他们虽然进行投机但却无法承担相应的损失，我决定要说出我所知道和经历过的整个故事。我有必要将股市描绘成一座吸引着我的金碧辉煌的大赌场，它的规模超越了蒙特卡罗城，致使拉斯韦加斯都屈居第二。我要说说我的体验。
我觉得，下面的故事能够反映华尔街的实际情况：它是一个职业赌场，里面既有赢家又有输家。
根据刚刚公布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在美国拥有股票的人士大约有1 700万。不过这一数字可能会造成轻微的误导。
首先，不是所有拥有股票的人都会积极地“进出”市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不会这么做的。股票拥有者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两类：积极开展股票买卖活动的人，比方说我；持有股票（多数情况下是少量股票）却不交易，就像筑巢孵蛋的鸟儿那样紧紧捂着不放的人。后者主要包括：
数以百万计的蓝筹公司雇员（比如通用电气公司的很多员工）拥有所服务公司的少量股份，而且通常是以一定的折扣买入的（这是公司劳工关系制度中非常明智的一种设计，不过对股票市场来说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管理层也常常持有股票期权，用以增加收入（通常是在退休之后实现），同时规避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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