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电缆敷设工程是19世纪中期的一次伟大的国际合作。虽然组织和推动工作是由一位美国人完成的，但是大部分技术和资金都来源于英国。因此，本书谈到货币时既可见美元也可见英镑。当时这两种货币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19世纪中期，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镑也是国际贸易中的主要货币。英格兰银行实际上也就成了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从19世纪早期开始，英镑和黄金的兑换率是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兑一盎司黄金。1821年后，英格兰银行即可以按照这一比率不限量买卖黄金，这就是“金本位制”的开始。随后的50年内，这一制度传遍了全球，并一直延续到1971年，尽管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英镑纸币可以等同于相当于票面价值的黄金在各地通用，而成为支付货币。
自1834年起，美元币值为20.66美元兑一盎司黄金。但在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特许经营期满之后，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否决了它的继续营业提案，美国也就没有了中央银行。美国的金币和银币由财政部铸造，但是内战前的纸币是由州立银行发行的。这些纸币与黄金的兑换率差别极大，相差悬殊的币值取决于银行的声誉及交易地距离银行总部的远近，因为纸币要拿回银行兑换成硬币。因此，美元纸币在国外并不适用。
美国内战开始后，美国财政部开始发行不能兑换成黄金的“美钞”（也不能用来缴纳联邦税款）。这些“美钞”面值和金元的兑换率与联邦军队的运气成反比，在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前，兑换率高达2.87美钞兑1金元。
同年制定的国家银行法结束了州立银行发行纸币的历史，规定了国家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发行纸币必须经过严格规定并统一形式。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健全、连续的纸币体系。战后进入和平时期，南部邦联各州向联邦政府投诚。1879年，美元再次可以与黄金通兑。
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按照各自与黄金的兑换率，1英镑可兑换大约5美元多一点。本书中提及的各笔金钱数目可以按照这一比率进行换算。
致 谢
感谢我的出版人乔治•吉布森，由于他的提议和耐心等待才有了这本书的问世。感谢我的经纪人卡提卡•马特森、本书编辑杰基•约翰逊；我的朋友大卫•斯提平斯对技术细节进行了把关；联邦俱乐部图书馆的朱迪斯•格林特允许我能够超期借书；迪默斯•菲尔德•比尔德对菲尔德的家世做了介绍；还要感谢约翰•K•霍尔德，他提供了有关赛勒斯•菲尔德南美探险及弗雷德里克教堂的素材。
18世纪20年代，年轻的托马斯•南丁格尔离开家乡约克郡，来到了南卡罗来纳。自那时起，他便一步步踏上了成功之路。南丁格尔以在边疆地区经营养牛场起家，但很快就将业务拓展到了许多新的行业。例如，他在查尔斯顿兴建了纽马克特赛马场，将一些最优秀的纯种赛马引进到了北美殖民地。
南丁格尔的到来正是时候。稻米和靛蓝染料贸易正在使卡罗来纳这片受潮水影响的沿岸地带迅速成为大英北美帝国最为富庶的地区，移民卡罗来纳的托马斯•南丁格尔也随之一路致富。
1760年，南丁格尔在查尔斯顿早已跻身贵族名流之列。他决定，在这个身份等级观念严重的社会中，必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他出资购买了当地尚未完工的圣迈克尔教堂第101号包厢。由于拥有大量财富可以随意支配，教区不遗余力，斥巨资建造了圣迈克尔教堂，如今它已被奉为美国殖民
建筑之圭臬。举例来说，大部分木工由本城最优秀的木匠托马斯•艾夫完成，他本人也购买了教堂包厢。在这样的大教堂里获得一个包厢要50英镑—在18世纪中期，一名工人辛苦一年也挣不来。虽说昂贵，托马斯•南丁格尔还是得到了由教会委员会签发的包厢证书。
在我们看来，这份证书有点古怪。证书上面的日期是“公元1760年12月5日，英王乔治二世34年……”，但乔治二世已于1760年10月25日在如厕时猝死于血管爆裂，因此12月5日实际上应该算做他的孙子乔治三世统治元年才对。
18世纪，浩渺无际的大西洋阻隔了信息的传递。在他去世整整6周后，英王最富足的北美领地才得到他的死讯，而事实上查尔斯顿是又过了两个多星期才得到消息的。
然而，正是在这种与其欧洲渊源极度隔绝的背景下，美国的文明和特征才在殖民时期得到了发展。1620年，“五月花号”于9月16日驶离得文郡的普利茅斯，直到11月9日才看到科德角。这在当时可谓是一帆风顺了，实际上，在200年后这也可以算做是次不错的航行。曾经有过船只因天气恶劣，耗费了4个月的时间才从欧洲到达美洲新大陆。
由于路途遥远，费用昂贵又危险重重，只有少数移民—以殖民地的政界和商界精英为主—有机会由新大陆重返欧洲。因此，在17、18世纪漂洋过海去美洲的移民几乎就是永别了自己所熟悉和热爱的一切。
不论有什么实际需求，信息传递的速度都不会超过传信人旅行的速度。因此，关于欧洲—西方世界的中心—的消息传递也像穿越大洋的客货运输一样缓慢。北美和欧洲的距离不只是3 000英里那么远，而且还要走两个月那么久。当时甚至没有正规的邮政体系，信件被托付给任何愿意传递的人，能否送达全凭运气。
如今，这种隔绝简直无法想象。毕竟“阿波罗号”的宇航员登月只用了3天，这段距离几乎是大西洋宽度的100倍。月球上传回的消息虽然只有寥寥几句，却在数秒之内便已到达。
但在托马斯•南丁格尔的年代，欧美间横亘的大西洋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简单事实。尽管有时人们会觉得有点遗憾，但它的存在仍被视为理所当然，如同人们都要走向衰老，以及每天都需要几小时睡眠一样。 但即便在英王乔治如厕弥留之际，他的许多臣民，特别是在英格兰中部的臣民，早已投身到改变未知领域的深刻的革命进程之中。例如纺织业—英国几世纪以来的经济支柱，已经开始了机器生产并采用了工厂生产制度。这一制度随后主宰了世界经济。1733年，约翰•凯发明的飞梭极大地提高了织布速度；18世纪60年代出现的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加速了纺纱工业的发展；18世纪80年代的动力织布机标志着工业革命机械化已经实现。
最初这些机器都依靠水力为动力运转。1769年，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并获得了专利，在1784年又加装了曲轮飞轴。新的蒸汽动力为人们的工作生产提供了既廉价又可以重复利用的能源，催生了其后的伟大变革。被称为1848年的工业革命其实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它席卷了托马斯•南丁格尔和乔治二世整整两代人，并最终奠定了现代社会的雏形。
政治形势也推动了时代的发展。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此后，西方世界进入了将近100年的和平时期，直至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又重新燃起。在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战争大多是短期的，并且远离西方文明中心，只有美国内战例外。因此，在这段时间，不论国家或个人都能够致力于和平发展。那些天资卓越、雄心万丈的人们从前也许会驰骋政坛、军界或是商场，如今，面对蒸汽新能源提供的无限的可能，他们也转而投身于对未知世界的无穷探索之中。
蒸汽机不仅为工厂提供动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
产品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还引发了一场运输革命。18世纪时，重型物资只能通过水路运输，或者根本无法移动。到了19世纪最初10年，英国的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和美国的奥里弗•埃文斯发明了高压蒸汽机。比起瓦特的蒸汽机，这一新发明可以提供每单位重量更强劲的动力。人们把高压蒸汽机安装在有轨货车上（这是16世纪以来采矿业运用的技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陆上重型物资快速运输。
1829年，乔治•史蒂文森在攻克无数技术难关后建造的曼彻斯特至利物浦间的铁路成功运营。随后，在欧洲和北美大陆，铁路线像蜘蛛结网般迅速铺开。这一进步大大降低了客货运输成本，使建立国家范围的市场成为可能，这进而又极大地降低了这些商品的生产成本—通过降低价格，扩大需求，以缩小规模降低了生产成本。经济飞速发展，财富迅速累积。
新的财富使中产阶级的规模和影响迅速攀升。事实上，“中产阶级”这一称谓是在1812年才提出的。这一社会经济新贵群体开始享受的生活方式即便对50年前的有钱人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在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现代家居的典型象征在中产阶级家庭已经随处可见：中央供暖、自来水、充足的室内照明，廉价的报纸、杂志、工艺品和
书籍，还有便宜的服装、亚麻制品、瓷器、毛毯和墙纸。
出于天性，人们沉醉于财富带来的新的希望，这倒也不足为奇。过度充斥、紧密摆放、精致布置的装饰风格成了19世纪中期的极品风尚。在那时，烦琐即是美。
生活水平的骤然提升和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快速应用坚定了人们前进的信念和进步的希望—他们认为一切都有可能，不论是在经济、技术还是在社会任何领域。19世纪也因此成了乐观向上、改革进取的伟大时代。人们开始着手解决那些陈年痼疾，例如贫穷、酗酒以及赌博，其中很多涉及政治改革。
从前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地主富商手里，现在新兴的工厂主阶层迅速崛起，比起从前的有钱阶层，他们往往更为富裕而且灵活。19世纪30年代，英美两国都扩大了选举权范围。1832年的议会改革重新分配了议员席位，这是亨利八世以来的首次变革。这种通过和平、立宪的方式认可新的经济形势，实现权力从土地贵族向资产阶级过渡交接的举措，可以说是19世纪（甚至是任何时代）的伟大事件之一。
工厂主们积累起来的财富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为了金钱神魂颠倒。早在1828年，英国社会批评家约翰•斯特林就写道：“财富！财富！财富！赞美这19世纪的上帝吧！这金光灿灿的偶像！这魔法无边的财神！这就是时代的音符，国家的呼声……也许会有个别人不为钱财所动，但整个阶级都心无旁骛，一心发财。”此前一年，本杰明•狄斯雷利这位年轻的小说家和未来的首相创造了“百万富翁”这个词来描绘这一新兴阶级的成员。
蒸汽机很快又应用于海上运输。1819年在纽约建造的“萨瓦纳号”重达320吨，由90马力蒸汽机驱动，还配备了可折叠的桨轮。同年，这艘轮船从佐治亚州的萨瓦纳出发，耗时27天15小时（总计663小时）抵达利物浦。整个航程由蒸汽驱动80小时。
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以时间来丈量的大西洋正在急剧缩小，但是交通运输绝不是飞速发展的唯一领域，另一项深刻的技术革新正在为远程
通信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信息传递和人类活动从来就很难同步。远古时期的人们已经知道用烟幕和信号旗传递信息。至少从公元1150年起，人们就开始利用信鸽的返巢本能进行
通信，巴格达的苏丹进而创建了信鸽通邮系统。1588年，伊丽莎白一世命令沿英国南海岸燃起篝火，只为能在几小时内（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就能通知伦敦：“发现西班牙无敌船队。”
法国人将视觉信号发挥到了极致。从1794年起，克劳得•沙佩在巴黎和一些军事要塞（如海军基地布雷斯特，位于巴黎以西300英里的布列塔尼半岛顶端）间建造了一连串信号站。信号站间隔5~10英里，配有一根旗杆和两个横木，由4~5人负责
管理：实际上就是童子军。一座座信号站在法国大地上蜿蜒排列，宏伟壮观。通过这种方法，信息传递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天几百英里，比当时其他任何方法都要快得多。
这一方法也有很多缺点。一方面，由于每个字的传达都非常昂贵，只有政府才有雄厚的财力使用它；另一方面，在夜晚或天气恶劣时信号也无法传递；再者，因为每条信息都要经过多次人工记录和重复，错误更是在所难免，错误率也是居高不下。尽管如此，由于信息的及时性意义重大，沙佩系统（他把其称为电报—源自拉丁语，意为在远处书写）及其各种变体迅速风行欧洲。
在沙佩发明信号系统之前，实际上甚至在比托马斯•南丁格尔购买他的教堂包厢还要早的时候，一种崭新的通讯技术已经初具雏形。亚瑟•克拉克爵士的经典说法是：“理论物理的门外汉们奠定了基础。”
这个基础指的就是电能。17世纪，人们已经认识到电是一种独特的现象，虽然当时它的性质还不为人知。18世纪时，人们开始认真研究电的性质。1747年，威廉•沃森爵士证明了金属线可以长距离导电。此后10年中，本杰明•富兰克林深入探索了这一课题。他用风筝和钥匙做的那次著名的极端危险的实验证明了闪电也是一种电能现象。我们至今还在沿用富兰克林发明的电力词汇，比如正电、负电、电池、导体等。一次，富兰克林为了取悦宴会的宾客，用一根电线跨越费城的斯库基尔河，它导出的电火花点燃了对岸酒杯中的美酒。
1753年，《苏格兰杂志》发表了一篇仅署名为C.M. 的文章，提出可以用金属线传输电实现远程
通信。1774年时，第一个这样的设备在日内瓦诞生，每一根电线代表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电流可以使髓质球带上静电，髓质球又会吸引铃铛，使其发声。这个字母钟乐器确实可以勉强工作，但是却很不实用。到了19世纪的前10年，随着电磁石和高效电池的发明，以及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带来的廉价金属线，电报才从一种室内游戏真正地变为世界范围内的
通信技术。
如同工业革命衍生的其他重大发明（如铁路、汽车、电视和计算机）一样，电报也不是一个人的单独发明。很多人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先行者还是英国的威廉姆•福瑟吉尔•库克和查理斯•惠斯通及美国的塞缪尔•莫尔斯。他们首先建造了较长的实用电报线并进行了信息传递。最终，莫尔斯的电报系统，特别是他了不起的高效电码（也是他独自完成的部分），成为了标准系统。
电报的发明在当时无疑是一大新闻，对托马斯•南丁格尔的时代而言，简直更是不可思议。电报可以快速廉价地传递信息—比随身携带快上千倍，比沙佩的旗语信号快几百倍。一旦证实可以普及使用，电报业的飞速发展也就毫不奇怪了。同样迅速扩展的铁路线为电报线的敷设提供了方便，大部分电报线就敷设在铁路沿线。
截至1850年，西欧的小国几乎都已敷设了电报线。到了1861年，即便在幅员辽阔而又人口分布不均的美国，电报线也已经横穿大陆直到加州。这距离莫尔斯第一次用电码拼出那句“上帝造了什么”，仅仅才过了17年。
由于地球表面将近3/4的面积都被水覆盖，人们很快开始考虑如何利用神奇的电报跨越水域传递信息。实际上，塞缪尔•莫尔斯在1842年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敷设了一条绝缘铜线，穿越纽约港传导电流。在此两年后，他才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发出了那条著名的电报。1845年，埃兹拉•康乃尔(20年后他创建了康乃尔大学)敷设了一条跨越哈得孙河的电报线，起点是新泽西州的李堡，终点是曼哈顿如今乔治•华盛顿大桥的所在地。这条线路成功运作了数月后因冰冻被毁。
陆上架线或跨河敷设还不难做到，但跨越大面积水域可不那么容易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快开始了尝试，原因是19世纪中期世界上最为富庶强大、技术领先的国家正好位于欧洲西北部对岸的群岛上。1845年，英国人约翰•布雷特和雅各布•布雷特兄弟向政府申请敷设沟通大不列颠岛和法国海岸的22英里的海底电缆。1850年，在得到两国政府批准后，他们定制了25英里的小手指粗细的绝缘电线，绕在7×15英尺的线轴上，用拖船拖动，在英法两国之间的海峡上沿途敷设海底电缆。
由于电缆太轻无法沉入水底，他们不得已，又每隔一段加上30磅的铅来增加重量。傍晚时兄弟俩终于到达法国，他们迫不及待地向英国发报。尽管多佛收到的是一堆乱码，但至少它证明了敷设长距离海底电缆的可能性。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说：“昨日的笑谈成为今天的现实。”
但是第二天海底电缆就不能使用了。后来发现是电缆太轻了，缠到一个打鱼人的船锚上。他用拖网钩起了一段电缆，把铜芯当成了金子，就截下了一节向别人夸耀。
尽管世界上第一条海底电缆以失败告终，但是第二年，经过大量改进革新，一条新电缆敷设成功。自上一个冰河世纪后，英国第一次与欧洲大陆相连，巴黎和伦敦终于可以信息同步。很快，海底电缆沟通了英国和荷兰以及爱尔兰。1854年，意大利到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之间也敷设了海底电缆。但是，这些都只是穿越了狭窄的浅水海域，只能算做是成功的起步。 在建造穿越9英里宽的博尼法乔海峡，连通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海底电缆的那一年，一位名叫赛勒斯•菲尔德的美国商人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敷设大西洋海底电缆，彻底结束美国与世隔绝的状况。
当时正常运作的海底电缆长110英里，深不超过300英寻，然而大西洋电缆需要的长度超过2 000英里，深度达到2 600英寻。这就好比在20世纪50年代，有人看到有关前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报道，就决定要组织队伍到
火星探险一样。
不出所料，菲尔德进行了无数的试验，历尽艰险，经历了5次尝试后，耗时12年才到达了他的“
火星”。梦想的实现是他不懈追求的结果，也是顺应时代的伟大成就。美国财政部长兼首席法官萨蒙•P•蔡斯肯定地说：“这是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事业。”
菲尔德的宏伟事业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顶级的科学、工程、商业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人才都参与了这一工程，但成就还是要归功于菲尔德，因为他在大西洋电缆工程中的地位就像戏剧制作过程中的制片人一样，演出、导演和布景都不是制片人的工作，但如果没有他，其他人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到19世纪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和财富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深远的协同优势。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如果
企业家—一种新型的商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专门有效的利用，协同有时就可以最大化，甚至成倍增加。实际上，“
企业家”这个单词直到1852年才进入英语词汇，赛勒斯•菲尔德几乎就是这个词语的完美注释。这一理念可能是赛勒斯•菲尔德生活的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也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好礼物，是一把开启未来的钥匙。
资金、信念、坚持、革新和偶尔的好运凑在一起，菲尔德和他的同道们开创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伟大胜利。
美国建国初期，新英格兰几大家族人才辈出，名垂青史。亚当斯王朝四代人中出现了两位总统和一批大名鼎鼎的外交家、作家。美国历史上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誷 Cabin）的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的兄弟亨利•沃德•斯托，是美国19世纪最著名（可能也是收入最多）的牧师。他所在的纽约布鲁克林的普利茅斯教堂可以容纳2 500人，但很多人情愿站着也要听他传教。
赛勒斯•菲尔德出生的家族也是声名显赫，可能也是最为人才济济的家族。撒迦利亚•菲尔德早在1629年就来到了新世界。他的祖父天文学家约翰•菲尔德将哥白尼的日心说传播到了英国。几代人后，1781年，他的后裔戴维•达德利•菲尔德，也就是赛勒斯的父亲，出生于康涅狄格的东吉尔福德（今名麦迪逊）。
戴维•达德利•菲尔德是一位天生的牧师，他从小就向朋友们传道（至少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会继续讲）。180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师从康涅狄格州萨墨斯的查尔斯•巴克斯博士（他的《敬畏神明的本质和影响》（The Nature and Influence of Godly Fear）一书流传广泛）。戴维•达德利•菲尔德很快就取得了独立传道的资格，此后一个月，他迎娶了“萨墨斯之花”萨布密特•狄金森。
菲尔德牧师是传统的新英格兰传教士，他“身材高大挺直，典型的严肃、旧约式的清教徒面容，深灰色的眼睛敏锐深邃”。正如人们所想，他从不会装腔作势，吞吞吐吐。当彼得•伦因为醉酒后情绪激动，将妻子砍死而被判绞刑后，菲尔德站在他面前，为他进行了刑前祷告。他告诉伦：“你的行为是可耻的，除了死刑你别无选择。向上帝祷告吧，也许你的罪恶会得到宽恕。呼唤上帝吧，饶恕我这个罪人啊。不要停下来，直到死亡将你带走。”但至少菲尔德牧师还为这个死刑犯保留了一丝希望。“天边的太阳将要西沉，你的最后时刻马上到来。今天你可能会在地狱的煎熬中睁开眼睛，也可能因为上帝的无限仁慈，天使会把你送入亚伯拉罕的怀抱。”
因为坚信“人闲生是非”，菲尔德牧师当然不会让自己有任何空闲。他是全职牧师，先是在康涅狄格州的哈德姆—他的前7个孩子也在那儿出生，然后又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斯托克布里奇—他们在那儿又生了3个孩子，其中包括赛勒斯，他在八兄弟中排行第七。当时新英格兰各地教会的牧师们地位显赫，也经常过问与宗教毫不相干的世俗事务。菲尔德除了每周写一篇布道文（大部分都得到了发表），还抽出时间撰写了多册地方史，为今天留下了宝贵的
资料。他还承担了记载耶鲁同窗事迹的工作，并且撰写和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
尽管事务繁忙，菲尔德牧师还是非常重视对孩子的培养。他为孩子们认真讲解圣经，教他们认识希腊和拉丁作家，并为他们讲授英国文学。孩子们在学校只是学了些读写和计算，这些知识都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他的儿子们一直都记得父亲喜欢的名言，那是约翰•本仁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誷 Progress）中的一句话：“懂一件事可以取悦空谈者和自夸者，做一件事才可以获得上帝的欢心。”毫无疑问，菲尔德牧师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了他的儿子们。
虽然戴维•达德利•菲尔德是一位坚定的传教士，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同时还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善的朋友，懂得享受生活的乐趣。牧师们经常在他家聚会，边喝酒边讨论神学问题。他的儿子亨利回忆说，讨论结束后，父亲讲的故事会让大家“开怀大笑”，菲尔德牧师自己也“笑到眼泪都流出来了”。
菲尔德的职业成就使他跻身《美国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这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间出版的一部标准的24卷辞典，它的体例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学术成就—英国的《英国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菲尔德夫妇在培育子女上取得的成就也毫不逊色。他们的8个儿子（有2个夭折）中就有4个也名列《美国名人辞典》，这恐怕也是创纪录的了。
与他同名的戴维•达德利•小菲尔德出生于1805年，后来成为全美身价最高的律师之一。他的客户包括坦慕尼协会“老板”特威德和
伊利铁路，还有 1876年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萨缪尔•J•蒂尔登，但他最杰出的贡献是改革了《普通法》。《菲尔德民事诉讼法规》大部分由他完成，并在19世纪40年代被纽约州采纳。1852年出版的狄更斯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里写到的野蛮条例得到了改进，滥用法律的情况也被清除。
《菲尔德法规》很快又被其他州和联邦政府采纳，并于1873年成为英国法律改革的基础，继而被整个大英帝国采纳。戴维•达德利•小菲尔德的成就至今还影响着普通
大众的生活，这一点是19世纪其他任何律师和法官都无法企及的。
斯蒂芬•约翰逊•菲尔德（生于1816年）也从事司法工作。虽然他在1849年加入了加利福尼亚的淘金大潮，却并未由此发财。后来他成了律师，凭借精明的地产投资而发迹，在政坛迅速崛起。1863年，林肯总统委任他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他担任此职长达34年，是当时任职最久的法官。
菲尔德家的小儿子亨利•马丁•菲尔德出生于1822年。他子承父业，成为了一名牧师和作家。他创作的游记、史书和传记都深受好评，经常再版，几十年畅销不衰。《大西洋电报史》（History of the Atlantic Telegraph）可能是他最受欢迎的代表作，连续出版40多年，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有力的、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
这个家庭的另外两个儿子虽然没有像其他兄弟那样名列《美国名人辞典》，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乔纳森•菲尔德三次担任马萨诸塞州议会议长。马修•菲尔德是一名土木工程师，他主持建造的路桥遍布美国，其中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跨坎伯兰河铁路大桥在美国内战中毁于纳什维尔战役。
现在该谈谈赛勒斯•怀斯特•菲尔德了。他出生于1819年11月30日，就读于离家不远的威廉姆斯学院，虽然没有哥哥们那样勤奋，却也同样精力充沛、才智过人而且雄心勃勃。16岁时，他说服父亲，立志经商致富。菲尔德从斯托克布里奇出发，沿哈得孙河南下，到达纽约，从此与这个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赛勒斯•菲尔德成为了一位天才
企业家，19世纪的纽约—这座他度过大半生的城市，也是当时全美国最醉心于追逐财富的城市。 17世纪，荷兰人为了进行海狸毛皮贸易建立了纽约。自那时起，它就一直是一座商业城市。事实上，由于荷兰西印度公司一心赚钱，曼哈顿17年间竟没有一 座像样的教堂，荷兰改革派的教士们只能在集市传教。荷兰的统治只维持了40年，在此期间，纽约的商人们已经将生意由欧洲扩展到了西印度群岛，甚至远至印度洋。
美国革命胜利后，随着英国对美国经济活动限制的解除，纽约的经济更加兴盛繁荣。1784年，纽约第一所银行开业。同年，第一批开往远东的商船出发，美中贸易开始。1819年，第一艘往返于纽约和欧洲的客船启航，进一步巩固了纽约作为全美重要港口的地位。
纽约的商人们成功地把握了工业革命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埃里•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极大推动了南方的棉花生产，但与欧洲进行的棉花贸易（20世纪30年代前，棉纱一直是美国出口的主要
产品）大部分还要通过纽约的经纪人完成。
到了1790年，纽约已经取代费城成为全美最大城市，并从此蒸蒸日上，在此后的各项统计中都名列前茅。但是，虽然自美国建国起，纽约就一直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但它的统治地位却是在1825年
伊利运河开通后才确立起来的。纽约州长德威特•克林顿排除万难，使立法机构通过了该计划，仅用8年时间建成运河，成为美国历史上功德无量的公共工程。
伊利运河开凿之前，广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虽然物产丰富，却很难跨越山脉运达东部海港，因此美国西部货物出口只能通过密西西比河，经新奥尔良，或经大湖区和圣劳伦斯河，到达尼亚加拉瀑布，再实施水陆联运。
伊利运河直接连系了
伊利湖与哈得孙河，直达纽约北部150英里的奥尔巴尼。运河立即吸引了西部的大部分商业活动。不出几年，波士顿的牙医兼诗人奥立弗•温德尔•霍姆斯（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之父）开始抱怨纽约成了“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的奶油的舌头”。这绝非夸大其词。1800年，纽约外贸量占全美9%，到了1860年，已经跃升为62%。
随后刮起了运河投资狂潮，新建铁路投资也受到狂热追捧。19世纪30年代，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牛市。“华尔街”成了美国金融界的代名词。
伊利运河为纽约（1835年赛勒斯•菲尔德初次到达的地方）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实际上纽约也是当时全世界最为繁华的城市。曼哈顿岛上熙熙攘攘，纽约的大街以每年10英里左右的速度增长。由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
建筑施工，纽约的街道上堆满了建材，交通拥堵更是人尽皆知。
在这异常的繁华与忙碌中，赚钱的机会也是比比皆是。1828年，纽约人口为18.5万，只有59人财产净值超过10万美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财富。17年后，人口数量翻了一番，达到37.1万，身价10万的纽约人增加到原来的5倍，达294人。
1835年，纽约的房屋大部分还是砖木结构的联排住宅，后来主宰纽约都市风景的赤褐色砂石
建筑在当时刚刚兴起。虽然纽约整个城市令人印象深刻，但除了市政厅，并没有其他恢宏雄伟的
建筑。例如，今天的三一教会，这座华尔街的象征性
建筑，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得以翻修，改变了从前朴素的模样。纽约的市民们也并不热爱他们的城市，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哈泼斯月刊》1856年写道：“人们怎么会热爱纽约呢？它的变化太快了。40年前在这儿出生的人现在已找不到纽约昔日的面貌。如果能偶然发现几座还没拆毁的老房子，那就算十分幸运了，但记忆中的那个城市已经消失了。” 1835年12月16日的那场大火加速了纽约老城的消失。当晚天寒地冻，消防员不得不凿开东河冰面取水，但火借风势，他们无力阻止大火的蔓延。波基普西、纽黑文和费城都看到了夜幕中的冲天火光。华尔街、宽街、南街之间的674座房屋被毁，昔日的商业区心脏毁于一旦。
大火给16岁的菲尔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信给父亲，骄傲地宣称他整夜没睡参与救火，上个周末还“与戴维（哥哥）一起站岗，防止有人从街上成堆的废墟中偷盗财物。”
赛勒斯的哥哥戴维当时已经是纽约一名成功的律师，他安排赛勒斯到A.T.斯图尔特商店做学徒。这座商店位于百老汇大街257号，穿过一条大道，对面就是市政厅。斯图尔特是当时纽约有名的纺织品商店，若干年后，斯图尔特拥有了可能是全美最大的商店—百老汇280号大理石宫殿，后来又发展成了占据百老汇和第十大街整个街区的铁之宫。斯图尔特是一位零售天才，可以说是他首创了百货大楼。他财力雄厚，1876年去世时留下4 000多万遗产。
赛勒斯学徒第一年的工资是50美元，第二年就翻了一番，第三年又翻了一番。他友好、热情的性格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给上级和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细留意斯图尔特的商业艺术，遇到问题总喜欢寻根究底，还在夜校自学了
会计。虽然没有亲身卷入，赛勒斯也目睹了1837年的金融风暴：纽约七成
企业破产，至少是暂时倒闭。资金充裕的大
企业逃过了危机，经营不善的
企业只得破产。这个教训赛勒斯终生难忘。
和赛勒斯的父亲一样，斯图尔特也是一位严厉而又公平的雇主。他希望员工守时，用罚款来处分那些迟到的人。斯图尔特用累积起来的罚款建立了一个
基金，并承诺会由员工选择捐给哪家慈善机构。大家选举菲尔德
管理此项
基金。
到了该选择慈善机构的时候，菲尔德告诉大家在当地一家生蚝馆碰面，商量如何处置这笔钱财。他们决定首先用它来为这顿大餐买单。然后菲尔德说：他能想到的纽约最值得享有余下这笔钱的就是A.T.斯图尔特的员工们。他的同事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欣然照办。
斯图尔特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召开会议让菲尔德做出解释。菲尔德实话实说。斯图尔特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句，今后公司会“非常谨慎”地选择捐助机构。很明显，对员工们的行为，他的开心多于气愤，这一点可以从他给菲尔德加薪看得出来。菲尔德学徒最后一年的薪水由原定的200美元涨到了300美元。
学徒期结束后，尽管斯图尔特开出了诱人的条件，菲尔德还是决定要自己闯天下。他的哥哥戴维向父母担保：菲尔德离开斯图尔特时得到了“雇主和同事的一致好评”。事实上，他的同事们在纽约最大的餐馆—德尔莫尼卡为他饯行，斯图尔特的一位合伙人送给他一枚钻石领带夹。 休沙通尼克河流经菲尔德的故乡—马萨诸塞的斯托克布里奇，河的沿岸当时开设了很多家造纸厂。菲尔德的哥哥马修是其中一家造纸厂的合伙人，他需要找个帮手
经营管理，就同意以年薪250美元、包管食宿的条件请弟弟来
管理账务兼做助理。
开朗的性格很快就使菲尔德从枯燥的账目中解放出来，他被派往纽约和新英格兰向当地的批发商推销自己工厂生产的纸张。这个任务对菲尔德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他在旅途中遇到儿时的朋友玛丽•斯通并坠入爱河。两人于1840年结婚，当时菲尔德年仅21岁。他们的婚姻长久美满。因为玛丽想要住在纽约，所以菲尔德以次要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纽约一家纸张批发公司E•鲁特公司。
E•鲁特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在1837年的金融风暴和随后的经济萧条中受到重创，菲尔德加盟不久后公司就宣告破产。菲尔德想办法还清了公司三成的债务—这是他的投资比重，又盘下了公司的存货。他的赛勒斯•W•菲尔德公司开业不久，就成了全美顶级的纸张和印刷品批发商。
纽约《太阳报》的主编摩西•Y•比奇从1845年开始公布纽约富人榜，即“
福布斯400”的前身。据他统计，截至19世纪40年代末，菲尔德的净资产已经超过20万美元。他建造的豪宅诠释了主人的成功。菲尔德把家安在上城区莱辛顿大道和21大街的交界处，对面就是时尚流行的格拉莫西公园，与哥哥戴维成了邻居。这是他们此后终生生活的地方。
兄弟俩一起雇用了
建筑师查尔斯•A•鲍德温因来进行家庭装修—这位纽约人是法国雨格诺教徒的后代。据说这是纽约第一次有人为私人装修聘请专业装修师。鲍德温因用当时盛行的烦琐的维多利亚风格满足了客户的需要。完工后，“随处可见路易十四风格的家具、意大利式帐帏、希腊雕像、大理石壁炉架和布满壁画的屋顶”。
他们的邻居也大都是纽约知名人士：有1876年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J•蒂尔登，全美最大的出版社—哈珀兄弟出版社的创始人詹姆士•哈珀，著名律师乔治•坦普顿•斯特朗—他的日记从1835年记录到1875年，是研究同时期当地历史的不可或缺而又极为有趣的
资料。
赛勒斯还开始了四处游历，这是他的终生嗜好，只是有时他会偶尔晕船。但即便是在“度假”，他也散发着无穷的活力。一次从欧洲旅行归来，他的女儿回忆说：“菲尔德先生和朋友们打趣说，他每到一个国家，学到的第一个词都是‘再快点儿’。”
菲尔德的生意规模日益扩大，利润也滚滚而来。1852年，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80万美元，是5年前的两倍多。这时菲尔德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虽然并没有义务要这样做，但菲尔德还是为E•鲁特公司连本带利还清了债务，尽管10年前他曾负担的三成的债务早已还清。一位股东收到这笔钱大吃一惊，他写信给菲尔德说：“我们对您的还贷表示感谢，并不是因为金钱的价值，而是因为您让我们看到‘如今还有诚实的人’。”毫无疑问，不论这一举动花费了他多少钱，都比不上为他赢得的声誉。 和许多天才
企业家一样，刚满30岁的菲尔德并不仅仅满足于
企业的成功发展，他需要去征服新的世界。菲尔德将公司的经营交给内弟兼合伙人约瑟夫•斯通，然后就和朋友—山水画家弗雷德里克•丘奇一起，踏上了南美洲探险之旅。
到达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后，菲尔德和丘奇骑上骡背，经陆路抵达波哥大。他们在波哥大地区稍作停留，丘奇在这儿完成了他的名画《特肯达马瀑布》的素描工作。他们雇用了几十名工人砍伐树木，面积有一个城市街区那么大，这样丘奇就能够得到理想的景致。在7月4日这一天，这两个美国人召集了他们在波哥大找到的所有讲英语的人们（实际上大部分是英国人）举行了宴会。
然后两人又骑上骡背，目标是600英里外的瓜亚基尔—厄瓜多尔在太平洋上的主要港口。他们的足迹踏遍安第斯山脉北侧的山地荒原，从热带雨林走到冰天雪地。这次旅行耗时4个月，丘奇一路写生，菲尔德则收集生物标本。他们有时在庄园受到热情的款待，有时则在肮脏污秽的泥草棚过夜。
到达瓜亚基尔后，他们乘船穿过巴拿马海峡，前往巴拿马，然后乘蒸汽船回到纽约。1853年10月29日，菲尔德和丘奇回到纽约，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菲尔德不仅带回了很多标本和纪念品，带回了20只鹦鹉和长尾小鹦鹉，牵回了一只美洲虎，还领回了一个14岁的男孩，他叫马科斯，是一位向导的儿子。他随菲尔德一家搬到了格兰莫西公园的家。菲尔德本想给这个孩子良好的教育，可他却惹来了数不清的麻烦。菲尔德的女儿在为父亲撰写的传记中简明地写道：“文明的生活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几年后，趁菲尔德去了英国，全家立刻把他送回了他父亲—一位哥伦比亚的斗牛士身边。
历险归来，生意上处于半退休状态，那年11月，刚满34岁的赛勒斯•菲尔德感到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如同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模式一样，当他的哥哥马修带来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吉斯伯恩的加拿大工程师与他见面时，命运及时为他提供了答案。
马修•菲尔德已离开了造纸业，并业已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土木工程师，此时他暂居在阿斯特宾馆。这座纽约的顶级旅馆坐落于市政厅公园脚下的百老汇大街上。在旅馆里，他遇到了当时也寓居此处的吉斯伯恩。
弗雷德里克•吉斯伯恩虽然在英国出生，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就移民到了加拿大，在魁北克的乡下经营农场。当新技术浪潮席卷全球时，他开始担任蒙特利尔电报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之后不久又为新斯科舍电报公司效力。在此期间，他成功建设了连接蒙特利尔和新不伦瑞克的沿海省份及新斯科舍的电报线路。他边干边学，几乎成了一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跨越圣劳伦斯湾，向当时英帝国殖民地的北部和东部方向望去，有另一块英国直辖的殖民地，这就是崎岖偏远而又时常浓雾环绕的纽芬兰岛。
尽管在几个世纪前，渔民们就开始在岛上定居，但直到19世纪中期，岛上人口依然只有几万人。岛民们在偏远的渔村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些渔村大多分布在纽芬兰岛犬牙交错的东南部海岸线上。当时由于岛上几乎看不到公路的影踪，渔村之间的交流基本上都经由海路完成。纽芬兰岛是大西洋上的第四大岛，面积为42 000平方英里，是爱尔兰岛的1/3。然而直到19世纪中期，纽芬兰岛广袤的土地仍未得到开发，有很多地区至今还不适合人类居住。
在电报新技术的发展历程中，这个岛屿看起来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它的独特优势在于：在欧洲人最早到达时，它附近的大型渔场就成了这个岛上的生命线；它还是整个北美洲地区离欧洲最近的地点。圣约翰斯位于纽芬兰岛的东北角，是纽芬兰岛的首府，也是岛上唯一的城市。它与不列颠群岛之间的距离比纽约到不列颠群岛之间的距离近1 200英里（是总路程的1/3），而且也临近路程中最短的航线。 第一个注意到这个岛可能在电报业上有地理优势的人是纽芬兰岛的罗马天主教主教J•T•布洛克。他在1850年11月8日给圣约翰斯当地报纸的信中指出：
尊敬的先生：
“我遗憾地发现，在所有关于跨大西洋通讯的计划中，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的首府）总是会被提起，然而纽芬兰岛的自然优势却完全被忽略了。贵报上周六曾经刊登的一条关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电报
通信的消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文中指出，美洲一侧距欧洲最近的电报站点是哈利法克斯，离爱尔兰西岸有2 155英里。现在不应该唤起英美两国对在圣约翰斯这一距离最近的地点设电报站的关注吗？我想说，这一大西洋港口正处于通航要道，如果把它建成美洲的电报站，大洋另一侧的消息会在48小时内传遍整个美洲，至少要比其他任何航线都更快。”
主教先生建议敷设一条从圣约翰斯到纽芬兰岛西南端的开普雷的电报线路，然后从那里穿过卡伯特海峡敷设一条海底电缆，直至新斯科舍北部布雷顿角岛的最北端。
“这样一来，此线路的修建不仅可以把美欧大陆的航程缩短两天，而且如果相距62英里的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岛之间能够实现电报通讯，那么这个方案也不会遇到太多麻烦。
当然，我们这些纽芬兰岛的居民并不会参与电报事业的创建、运营和维护。但我认为政府应该为承建公司（不管是英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提供最大的便利，因为此举会为这个国家带来不可限量的利益。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圣约翰斯将成为连接新世界和旧世界链条上的第一环链接。”
在布洛克主教发表这封信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成功运营的海底电缆。布雷特兄弟成功敷设英
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也是第二年的事情。但对电报技术更为内行的吉斯伯恩也已经在考虑同布洛克主教的设想相似的方案，只不过他的计划好像更为保守一些。第二年春天，他向纽芬兰议会提议敷设一条连接圣约翰斯和开普雷的长达400英里的电报线，并通过蒸汽船和信鸽与布雷顿角岛的电报系统相连接。随后议会通过表决，决定拨款500英镑，资助地形勘测。
此后，吉斯伯恩辞掉了新斯科舍电报公司运营官的职务，投身于这一崭新的事业。1851年开始的勘测工作后来被证实是困难重重，尤其是纽芬兰岛的南海岸更是崎岖难行。由于通向圣约翰斯、穿越加拿大的高速公路远在内陆，所以沿南海岸根本无公路可循。勘测工作结束以后，吉斯伯恩在一封信中谈到：“12月4日，在穿过了350英里的树林和原野后，我结束了这次勘测。这确实是件劳神费力的工作。我的工作组最初由6个白人组成，后来换成了4个印第安人。他们当中，两个在荒野中不知去向，一个在我回来后不久也去世了，另外一个叫乔•保罗的则一直自称卧病在床。”
后来吉斯伯恩去纽约寻求投资家的援助。1852年春天，他回到了圣约翰斯，并获议会颁发的营业执照，授予他纽芬兰电气电报公司在岛上30年的独家运营权，议会还决定提供给公司一定的土地，以确保成功完成到开普雷的电报线路。
然后吉斯伯恩又去了英国，安排物资供应。他特意向布雷特兄弟请教了海底电缆的敷设问题。从英国回来之后，吉斯伯恩敷设了西半球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海底电缆，这条电缆在诺森伯兰海峡绵延9英里，连接了爱德华王子岛和新不伦瑞克。
不久后，他组织了350人的团队，继续修建横跨纽芬兰岛的电报线路。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项工程远比当初勘测的还要艰难。吉斯伯恩起初打算把大部分的电缆敷设在地下，但当他发现很多地区的土层只有几英尺深的时候，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而且事实上，他发现在很多地方根本不太可能掘地埋下电报杆。这些杆子需要用一堆石头固定，或许纽芬兰岛南部海岸取之不竭的陆地资源可以派上用场。
然而意外发生了，在工程进行了1/10，即40多英里之后，资金消耗殆尽。尽管纽约的合作伙伴承诺会提供足够的资金，这时候他们却拒绝继续拿出更多的钱投在工程上。由于吉斯伯恩是
企业执照上唯一的经营者，因此需要承担全部责任。接着他被逮捕了，在纽芬兰的所有财产也均被没收。吉斯伯恩为人诚实正直，他竭尽全力，赔偿了工人—他们大部分是公司的债权人。他的公司刚刚起步就已经破产了。后来，他满怀希望来到纽约，期冀能找到新的资金援助。 与马修•菲尔德在阿斯特宾馆的会面纯属偶然。赛勒斯开始并不情愿，他的哥哥菲尔德成功地劝服了他去听听吉斯伯恩的计划。
像大多数成功的商人一样，赛勒斯•菲尔德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当天晚上，吉斯伯恩在菲尔德的书房里侃侃而谈，勾勒自己的蓝图，而赛勒斯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倾听，然而吉斯伯恩的构想并没有给赛勒斯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的确，圣约翰斯距离欧洲的航程要比从纽约到欧洲近1 200英里，一条从圣约翰斯到开普雷，然后穿越卡伯特海峡的电报线路肯定会大大提高欧美间信息传递的速度。要知道在当时，蒸汽轮船的速度不过10节左右。
但与圣约翰斯相比，哈利法克斯显然是一个更为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它是加拿大在大西洋唯一的陆上不冻港）。哈利法克斯距欧洲600英里，而且已经初步贯通了电报线路，而吉斯伯恩的工程需要在一个人类无法居住的荒岛上建设电报线路，还要敷设一条相当长的海底电缆。菲尔德因此认为，仅仅为了缩短一天的信息传达所需要的时间而投身于这样一项困难重重、代价高昂又极度危险的工作，简直是得不偿失。
但是，当他的哥哥和吉斯伯恩离开之后，凝视着书房里的地球仪，菲尔德突然意识到，如果能穿越大西洋，敷设一条从爱尔兰到纽芬兰的海底电报电缆，那么越大西洋
通信的时间将不是缩减几天，而是几个星期了。这样，工程的意义可就大不一样了。
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是当时的全球金融中心，英国是第一经济大国。虽然美国经济实力急剧增长，但仍然需要大量资金输入以支持国内的工业和铁路建设，而这些资金大多来自英国。此外，当时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业
产品都是英国制造，英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号称“伦敦城”的伦敦金融区里的一举一动都对每一个美国商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如那位成功的美国商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时间就是金钱。”
菲尔德明白，拥有与伦敦市场的即时通讯就等于拥有了获得巨大潜在利益的工具。但这项工程能顺利完成吗？用菲尔德的话说，有人能“在海洋的脖子上勒一根缰绳吗”？
他对这项工程所涉及的科学技术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很幸运，正是因为不懂，他才没有放弃他的整个构想—在别人眼里看来这简直像是天方夜谭。第二天，他写信给两位专家征求意见，其中一位是塞缪尔•F•B•莫尔斯。
像菲尔德一样，莫尔斯也出生于一个显赫的新英格兰公理会教士家庭。他的父亲杰迪代亚•莫尔斯是美国地理学的奠基人，其第一本书《地理入门》（Geography Made Easy）于1784年出版，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地理方面的
书籍。塞缪尔生于1791年，比菲尔德大十几岁。他曾立志成为一个艺术家，事实上他确实曾经是一个不错的肖像画家，但却不擅长大型历史画作的创作。后来他把精力转向了电信技术。在1832~1844年间，他克服困难，努力完善他的电报系统，乐于采纳他人的意见。比方说，他曾经采纳约瑟夫•亨利的意见，后者是当时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或许是当时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还有阿尔弗雷德•威尔，他的商业伙伴。
在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政府出资兴建的巴尔的摩和首都华盛顿之间的电报线路后，莫尔斯不得不在法庭上积极地保护自己的专利权。直到1854年，经由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他才最终赢得了专利权官司。拥有专利后，莫尔斯踏入了富人的行列。
甚至在1844年成功架设陆上电报线路之前，莫尔斯就已经相信完全可能修建一条跨大西洋的电缆。他在1843年写给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C•斯宾塞的一封信中谈到：“依靠电磁波的电报通讯肯定能够跨越大西洋。” 结合他穿过纽约湾的水下电缆实验，他写道：“现在看来这可能无法想象，但我相信这一伟大工程总有一天能够实现。”他告诉菲尔德说自己还像10年前一样充满信心，热情支持这个设想。对技术知识几乎一无所知的菲尔德可能也根本没意识到莫尔斯的知识局限性。
赛勒斯写信征求意见的另一位专家是美国海军上尉马修•方丹•莫里。莫里出生于弗吉尼亚，1825年，他19岁时，就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他参与了美国“文森尼斯号”军舰为期4年的环球航行，此后仍在海军服役。1834年，他利用休假时间完成了他的《导航理论与实践新论》（A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reatise On Navigation）。由于对导航系统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被派去参加美国东南海岸的勘测工作。在业余时间，他发表了不少论文，力陈应该提高海军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这些论文赢得了大批读者，对国会决定于1845年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建立美国海军学院起到了重大作用。
1839年的一次驿站马车事故使莫里永远地跛足了，此后他没有再回到海上服役。他被任命为图表仪器室的负责人。1844年，海军任命他为华盛顿新建的美国海军观测台台长。在此后的海军生涯中，他致力于绘制世界大洋的风区和洋流，促进了世界气象学的
资料收集。
1853年，莫里代表美国出席了布鲁塞尔国际气象大会。这次盛会建立了统一的气象学数据标准。莫里还利用他的知识为纽约和旧金山设计了一条更好的航道，使得两地之间的航程缩短为不到47天。
19世纪50年代初，莫里已经是美国顶尖的海洋学家。1855年，他的《海洋自然地理》（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ea）出版，这是美国第一部海洋学教材，也被证明是19世纪伟大的畅销科技
书籍之一。莫里由此享誉国际。
因此，菲尔德向莫里请教是很自然的。他询问莫里，从海洋学的角度而言，敷设一条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是否可行。莫里很快回信写道：“这太令人惊异了。在我收到你的信时，我写给海军部长的关于同样主题的信刚要结尾。”他还把信的副本放在了给菲尔德的回信中。 莫里给部长的信中写到，双桅船“海豚号”在1853年夏天勘测了大西洋有关海域的风区和洋流，那片海域“是欧洲和美国商人贸易往来的主干道”。“海豚号”的船长利用这次机会完成了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的远洋深海深度探测，为菲尔德提供了必需的精确数据。莫里写道： “就深海底层的情况来看，这次的远洋深度探测对两个大陆之间的海底电缆是否可行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意义。从纽芬兰岛到爱尔兰岛的最短距离约为1 600英里。两地之间的海底的高原地形好像就是为了敷设海底电缆而生的，还能使线路免遭损坏。这条线路既不太深也不太浅，一方面，电缆敷设以后，海底的深度足以防止电缆受到船锚、冰山和其他任何漂流物的损害；另一方面，它也足够浅，这样电缆才有可能顺利地被置放到海底。
这片海底高原的深度是很规则的，在逐渐向另一侧推移的过程中，纽芬兰由一侧深度约1 500英寻，逐渐增加到另一侧的2 000英寻。
我（不会）装做去考虑那些技术细节问题，比如海洋足够安静的时间，大海是否足够平静，电缆是否足够长，工作船只是不是足够大。我们只是敷设一条长1 600英里的电缆。我不害怕这些困难，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充满进取心和创造性，一旦遇到什么问题时，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满意而实用的解决方案。”
莫里还告诉海军部长，那些取自“美丽高原”的样本显示，这一海域的海底是由精细的壳类组成的，没有沙子或砂砾。这些壳类是漂流到此处的浮游生物死后所遗留下来的残骸，这表示这一海域底部并不存在向上方运行、影响海底电缆的洋流。于是莫里得出了一个结论：“所以说，就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海域的深海底情况而言，我们是能够修建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的。”
这条消息对于菲尔德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一方面，人们显然已经开拓出了海底电缆的路线；另一方面，这条路线也能够近乎完美地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 于是，菲尔德决定试试看能否筹措到足够的资金组建一个公司，接管吉斯伯恩在纽芬兰的特许经营权，然后去敷设一条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他为此四处拜访，游说的第一个人是他在格兰莫西公园的邻居彼得•库珀。
库珀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库珀本人也并没有接受太多正规教育，但他是一个天生的修理专家，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很多工厂里帮父亲干活，也在家里帮助母亲做家务杂事。他在孩童时期就已经自己发明了一台捶击脏衣服的机器，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台洗衣机，此外他还设计了一款机械割草机。在那时，割草工人仍被戏称为羊。
库珀天生节俭（他每到周六就还清所有债务，一生都是如此），年轻时他就有了2 000美元的积蓄，然后用这笔钱买下了纽约一家效益不佳的胶水厂。库珀是著名的化学家，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他迅速改善了生产线，第一年就取得了1万美元的净利润，是他当时收购这家工厂的价格的5倍。很快，他的工厂每年可以为他带来10万美元的利润，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接着他进入了钢铁业，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制造了美国第一台火车头，在这之前动力都是由马匹提供。这个历史上被称为“汤姆的拇指”的火车头是一件即兴之作。
在设计火车头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急转弯。库珀修理了一些旧车轮、一个车架和一个原来建造的用于别的用途的蒸汽引擎。那时候所有的管道系统都是铅制的，抗热和抗蒸汽压性能差，所以库珀锯开一些来福枪筒用做管道系统。结果令所有人都很惊呆了，这样的一辆机车居然运转良好。当然库珀自己是胸有成竹了。
到了19世纪50年代，库珀已经跻身于美国财富
排行榜，但是他本人却对创建新
企业没有太多兴趣。60多岁的库珀正积极投身于创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库珀联合学院—一所位于曼哈顿阿斯特广场的技术型大学。库珀一直都为自己没有受到太多正规教育而深为遗憾，所以他想
免费为那些白天不得不工作的人们提供晚上学习的机会。在当时的美国，库珀联合学院是唯一一所免收学费的大规模私立大学。
此外，虽然库珀没有一丁点儿的幽默感，但受他的财富以及神秘主义信仰的影响，他有着很强烈的道德义务感，这种强烈的义务感使得那个大西洋电缆计划变得有吸引力了。他后来这样写道：“当菲尔德说起这个方案的那一刻，我的心便被这项工程猛烈地撞了一下。”
“我想我在这个伟大的想法中看到了一点，即如果它能实现的话，我们就能够在两个大陆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并且向全世界各个地方传播知识。这个想法震撼了我，好像我看到了这个伟大的预见已经实现，‘知识将会覆盖整个地球，就像水覆盖了深海’。带着这种感觉，我与他并肩作战，虽然这个计划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只适合那些精神病院的病人，但我相信这个计划的巨大能量可能会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我便踏上了这条征程。”
当然，库珀不是没有头脑的人。尽管他支持菲尔德的计划，但条件是菲尔德要争取到其他人一同参加这项计划。于是菲尔德拜访了另一位纽约人摩西•泰勒，一位借工业革命之机发了大财的富翁。
泰勒比库珀年轻15岁，但比菲尔德年长13岁。他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经理的儿子，年轻时曾在一家专门从事拉美贸易的公司工作，但很快就创建了自己的进口公司。到19世纪50年代，摩西•泰勒公司缴纳的进口关税超过了其他贸易公司，仅次于当时的缴税大户A. T. 斯图尔特商店。不到30岁时，他就成了城市银行（即今日花旗银行的前身）的董事，在他生命的最后26年里，他也一直担任这家银行的董事长。同时，他也对保险公司、铁路、煤炭工业，特别是煤气照明
企业进行投资。直到内战结束时，泰勒已经垄断了纽约市的整个煤气照明业。
由于菲尔德自己并不与泰勒相识，便拜托自己的哥哥戴维引荐。戴维认识泰勒并且为菲尔德写了一封介绍信。于是泰勒邀请菲尔德到自己家里，并倾听了他的计划。几年后赛勒斯回忆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泰勒先生是如何接待我的。他用锐利的眼神看着我，就好像要把我看穿似的。然后他坐下来，用一小时倾听我的计划，中间没有插过一句话。”尽管泰勒对财富的道德义务并不像库珀那样关注，但他却能看到这个计划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只要菲尔德能够找到足够的合伙投资人，他也同意对这项计划进行投资。泰勒立即向赛勒斯推荐了另一个纽约当地人马歇尔•O•罗伯茨，他是一个大船主，经营着哈得孙河到巴拿马的航线，而这条航线是当时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最短航线。罗伯茨最终也同意参与。
这时菲尔德又去劝说钱德勒•怀特来投资于这项新的事业。怀特和菲尔德一样，也是在造纸业中发了财，而且菲尔德还在哥哥马修那儿工作时，就认识怀特了。本来菲尔德是打算聚集10个投资人的，但当找到第五个投资人时，库珀就建议说：“如果10个人能够完成这项工程，那5个人也应该可以完成。”
菲尔德同意了。接着他安排库珀、泰勒、罗伯茨、怀特和自己5个人同吉斯伯恩见面。当时在场的还有塞缪尔•莫尔斯和将成为新公司法律顾问的菲尔德的哥哥戴维。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上城区的百老汇大街和第三十八街交界的克拉伦登酒店。随后，他们连续4个晚上聚在菲尔德家中的饭厅里，把地图和图表铺开在桌子上进行讨论。
几年以后，曾经师从塞缪尔•莫尔斯的美国著名肖像画家丹尼尔•亨廷顿，创作了一幅叫做《大西洋电缆的计划者》（The Atlantic Cable Projectors）的画作，虽然画得并不是十分精确，却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画家把自己也画在里面，还画上了威尔逊•G•亨特，尽管亨特是在1856年怀特去世以后才加入他们的。虽然如此，这幅画还是被认为是那个时代一幅不错的群体肖像画。
1854年3月10日，他们同意从吉斯伯恩那里接管纽芬兰电气电报公司，承担了它大约5万美元的债务，并成立了一家叫做纽约—纽芬兰—伦敦电报公司的新
企业。但他们的全部计划能否成功还要取决于是否能游说纽芬兰当地政府颁给新公司比吉斯伯恩更有利的特许执照。于是菲尔德兄弟和吉斯伯恩决定立即赶往圣约翰斯同政府交涉。
这次旅行并不愉快。3月14日，他们离开纽约坐蒸汽船去波士顿。第二天，他们到达波士顿之后，便启程赶往哈利法克斯。3月18日他们又乘坐小汽船“梅林号”离开哈利法克斯去圣约翰斯。关于这次旅行，戴维•菲尔德写道：
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船只经过，在小汽船上又度过了糟糕的3天。看起来老天好像是把整个冬天的暴风雪都留给春天的第一个月了。冰霜覆盖的海岸、冰封的海面、暴雨、冰雹、大雪和狂风，这些都是在祝贺我们这些冒险者奔向欧洲的第一步。在最为黝黑的夜晚，没有人可以看见轮船的轮廓。狂风吹着雪片，卷进海员的眼睛里；海面上飘着冰块，巨浪在我们身边翻滚号叫着。船长在开普雷斯附近（纽芬兰岛的最东南角）时只能靠铅锤（探测海水深度的工具）试探航道，就像一位盲人靠他的盲杖感觉前面的道路一样。但他仍然像在天空明亮大海平静时一样充满信心，这给了我们
安全感。当早晨的阳光照射在涂上一层闪闪发光的冰雪的甲板和桅杆上时，我们的船正
安全地漂浮在群山之间，而那些山就是圣约翰斯海港的门户了。
3个冒险者很快下船去拜访纽芬兰的首席检察官爱德华•M•阿奇博尔德先生。阿奇博尔德对这件事情有着这么大的转机感到异常喜悦，并很快将他们3个介绍给了总督克尔•贝利•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总督召集他的委员会，决定要求纽芬兰议会向新公司颁发特许执照，授予他们公司在纽芬兰岛上以及到达纽芬兰的电报线路50年的特许经营权。与这个垄断权一起，特许证还保证价值5万英镑的债券的利息，50平方英里的土地，还有另外50平方英里供将来连接与爱尔兰的电缆时用，并同意拨款5 000英镑以完成沟通开普雷电报线路的专用马道。 由于议会急于还清上次公司工人的欠款，并且希望这个工程可以推动纽芬兰经济的发展，经过讨论后，除一人反对以外，议会很快通过了必需的法律程序。赛勒斯•菲尔德立即赶回纽约，向纽芬兰银行汇款5万美元以还清工人们的欠款。
特许执照的条款设定对新的纽约—纽芬兰—伦敦电报公司来说是极为有利的，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那些条款几乎都是由戴维•达德利•菲尔德在从哈利法克斯出发的路上拟定的。事实上，这些条款太有利了，以至于伦敦政府表示，“女皇陛下将会被建议不再批准产生类似的垄断”，但政府还是接受了这些条款。因此菲尔德他们用典型的维多利亚方式，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来庆祝胜利。
戴维•菲尔德和怀特一直到5月6日，也就是周六的晚上才离开纽芬兰回纽约去。因为有些人不愿在安息日工作，而其中一组又要在周一上午离开纽约，于是在5月8日早上6点，组织会议在戴维的家中举行。库珀、赛勒斯、怀特、泰勒和罗伯茨被提名为董事，彼得•库珀被选为董事长，怀特为副董事长，泰勒被任命为财务主管。赛勒斯•菲尔德没有正式的职务，事实上，这意味着他是
企业的主要运营官，将会事务繁忙而无暇顾及细节地处理问题。菲尔德马上动身去了欧洲，并最终为了公司业务而50多次横渡大西洋。
他们5个人承诺筹集资金共150万美元。那时候，这可是一笔巨款（1854年，联邦政府的总开支仅略高于5 800万美元），但接下来的事实将会证明资金还远远不够。如果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笔资金差不多是够用的，但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这样，在5月一个明媚的早上，纽约市5个最成功也最精明能干的实业家在早饭前15分钟，漫不经心地把他们的金钱和声望，投入到了19世纪一项最壮丽的事业中去。就像赛勒斯在14年后悲壮地承认的那样：“上帝知道，我们之中没有谁意识到我们承诺要完成的是多么艰难的事业。”
缓慢进行
这项计划首先要实现纽约和纽芬兰之间的线路连接。这段连接被认为是整个工程中比较容易的部分，而且将成为为公司赢利的资产。
这段连接工程需要三个步骤：首先完成横跨纽芬兰南部的线路，其次在隔断纽芬兰岛和布雷顿角岛的卡伯特海峡下敷设一条海底电缆，最后在布雷顿角岛上建一条140英里长的线路，以便与新斯科舍已有的电报系统连通。在纽芬兰工程中，钱德勒•怀特被委任坐镇新斯科舍的办公室，马修•菲尔德
管理工程施工，弗雷德里克•吉斯伯恩则担任工程顾问。
吉斯伯恩从前的公司已经建好了长约40英里的线路，但这段线路靠近圣约翰斯这个国家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因而这40英里也就成为了整个工程最容易的部分。剩下的360英里却要通过荒无人烟的地区，除了峡湾顶部的少数渔村，其他地方都是无人居住区。那些峡湾嵌入堡垒似的绝壁的海岸线中，汇聚了雨水和消融雪水的激流从近2 000英尺的高处飞流而下，拍打着这些峡湾。由于拉布拉多洋流和海湾流在附近的大海岸交汇，因此浓雾一直都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在夏天，但至少纽芬兰的南部海岸的确是不冻区。
约600人组成的陆上工程队只能通过海路进行补给。赛勒斯•菲尔德在哈利法克斯购买了“维多利亚号”蒸汽船来完成补给工作。这艘船装载着“整桶的猪肉和土豆，火药、镐、铲子和所有工作要用的工具”，不停地穿梭于哈利法克斯、圣约翰斯和距施工地点最近的海湾之间。船靠岸后，就需要人们背着补给品翻山越岭，送达工人的营地。如果是晴天，人们在营地做饭的篝火从很远的海面上即可望见。然而晴朗的天气并不时常出现，夏天经常暴雨连绵，冬天则白雪皑皑。
即使按照当时体力劳动的标准（那时人们远比今天要更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人们的工作状况也未免太过无情而残酷。只有天气过于糟糕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待在帐篷里免于劳动，正如亨利•菲尔德写的那样：“当时的工作队在森林中挣扎着，倒下却又站起，努力地奋力向前。工人们蒙受着怎样的困难和痛苦！所有的这些都是大西洋电报史未曾记录的章节，而这些苦难更是讲也讲不完。”
虽然有彼得•库珀在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的电线厂为工程生产所需的电报线，然而马修却仍要为筹款不断奔波。他们曾经乐观地认为，纽芬兰岛上的工程在1854年夏天便可以竣工，但事实上，这项工程用了一年多才完工，花费更高达50万美元，是公司总资产的1/3。
古塔胶
马修•菲尔德的工程在纽芬兰的荒野中缓慢进行。这时，赛勒斯•菲尔德去了英国，安排制造生产横穿卡伯特海峡的海底电缆。尽管彼得•库珀的公司可以生产高质量的陆用电报线，但当时能够生产海底电缆的只有英国。这并不是因为大英帝国的技术和制造工艺胜人一筹，而是由于英国当时垄断了一种现在已被人遗忘的材料—古塔胶。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之前，人类就为了实现各种目的使用过许多种自然原料，像石头、树木、植物纤维等等。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人们发现了金属，此后金属成了主要的原料，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使用新材料。18世纪的人们所使用的材料与古罗马人几乎没有区别，但多了一种，那就是瓷器。随着塑料、人造纤维、陶瓷制品这些材料的空前发展，20世纪成为了新材料开发应用的黄金时代。
材料科学这一新兴学科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一直墨守成规的世界。很多新物质是在煤焦油中提取的—煤焦油是煤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加热生产煤气时的残留物，而煤气曾经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带去了黑夜里的
光明。在煤焦油中提取的新物质包括：石脑油—查尔斯•麦金托什用它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件雨衣；杂酚油—木材的防腐剂，对贯通全球经济联系的铁路枕木和电报线杆来说尤为重要；苯胺染料—最早由英国人威廉•亨利•帕金在1856年合成而得，第一次为衣服、纸张和颜料提供了五彩缤纷的颜色。
橡胶是另一种有用的物质，人们在19世纪初期便已经开始研究它的化学特性。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在1839年发现将橡胶硫化并加热后，橡胶就会变得稳定，不再随温度变化而改变形状。后来证明这种新原料能够满足无数的工业和商业用途，特别是轮胎制造，当然也包括套管、垫圈和机器上的传送带。
对于海底电缆来说，其他新物质都不如古塔胶重要。这种物质可以从原产于马来亚的大叶山榄类的树中提取。古塔胶在化学特性上与橡胶极为相似，都有自然可塑性，也都属于聚合体。但古塔胶柔韧性一般，不像橡胶那样有弹性，而且它即使长期浸泡在水中也不会退化失效。
古塔树的灰白色的树液煮沸后就能制成自然的灰色古塔胶。像橡胶树的树液一样，古塔树的树液不会在敲打树干时大量流出，所以想要提取古塔胶，必须将树木伐倒。在100华氏度以上时，古塔胶柔软而易弯，但在室温情况下，它会变硬（用指甲也不能留下痕迹），而且依然保持柔韧。
马来亚人很久以前就了解古塔胶的特性，并用它制作鞭子、盆子和刀柄等以及其他物品。古塔胶在17世纪第一次传入英国，直到19世纪40年代人们仍然仅将其看做稀罕之物。然而就在那时，由于欧洲和美国的植物学家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有商业用途的植物和植物原料，经济植物学在当时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许多今天的珍奇花木，例如来自中国的杜鹃和报春花，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出现在欧洲的。
1843年，葡萄牙工程师乔斯•德•阿尔梅达向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介绍了古塔胶和它的用途。几个月后，一位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写了一篇关于古塔胶的论文，他送到伦敦的样本也在艺术学会展出，这种原料立即受到了狂热的追捧。很快，英国的橡胶生产商将古塔胶应用于制造靴底、瓶塞、鼻烟盒、艺术品、珠宝和手杖等
产品。一位喜爱
高尔夫运动的苏格兰牧师用古塔胶制成了
高尔夫球，这成了
高尔夫运动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从前的
高尔夫球由皮革制成并塞满经煮沸制作的鹅毛，而这种新球则更为便宜而且耐用，所以它很快取代了老式的
高尔夫球而为人们所接受。 著名的
西门子电气公司的创始人，德国人维尔纳•冯•
西门子很快认识到古塔胶是一种极好的绝缘体（实际上，几乎所有塑胶都是）。很快，他发明了一种挤压器，这种挤压器完全不同于制造通心粉的机器，它可以把古塔胶挤压成包裹在铜线外面的护套。19世纪的科学巨人法拉第也曾经研究过古塔胶，并且在184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其电子性能的小论文。 古塔胶后来迅速风行，成为了普遍采用的隔水绝缘材料，这与之前人们仅能使用涂焦油的大麻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威洛比•史密斯领导的古塔胶公司很快垄断了从马来亚进口古塔胶的贸易，并且精心钻研和挖掘它在电子方面应用的可能性。
1850年，布雷特兄弟为敷设英格兰海峡海底电缆订购了25英里的古塔胶绝缘电缆。第二年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古塔胶随之成为修建海底电缆的标准原料，人们对它的需求与日俱增。但由于一棵古塔树只能产出2~3磅的古塔胶，而海底电缆则常常需要几百乃至几千吨古塔胶，所以在后来的50年内，在大部分原产地生长的古塔树都被耗尽。
订购电缆
为了订购电缆，菲尔德在1854年底出发去了英国。后来由于他的姐夫，同时也是他造纸业的合伙人约瑟夫•斯通去世，菲尔德推迟了行程。这样，他不得不暂时再次执管赛勒斯•菲尔德公司。
8月，4岁的独生子亚瑟•斯通•菲尔德突然夭折，这使赛勒斯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中。19世纪50年代，在纽约，半数以上出生的孩子不到5岁时就会夭折，通常情况下是由霍乱和伤寒病之类的水生病毒所引起。在人们净化水源并处理污水后，情况才得到了改善。然而在当时，新兴的铁路将鲜牛奶从乡村运往城市，虽然价格并不昂贵，但却是一种新的危害很大的幼儿致死源。每年夏天都有大量的孩子患上“夏日病”，这是一种恶性痢疾，我们现在知道这是由牛奶中大量存在的微生物引起的。很多孩子患病后就夭折了。当然，这种状况在迅速扩大的贫民窟更为常见，但即使是像赛勒斯•菲尔德这样的富豪之家，也经历了看起来十分健康的孩子迅速衰弱而后死亡的悲剧。
第二年初，菲尔德才到达英国。他随即拜访了当时英国磁性电报公司的老板、知名的海底电缆技术专家约翰•布雷特。很多英国人都嘲笑菲尔德的工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布雷特却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他是第一个对菲尔德的公司进行投资的英国人。
布雷特带菲尔德拜访了很多电缆制造商，最后他向菲尔德推荐了一种电缆。这种电缆由3根铜线组成，每一根都用古塔胶绝缘，然后把三根束在一起，包进焦油浸过的大麻中，再加上另一层古塔胶，而后整个包在镀金铁线中。由于菲尔德在这些工艺方面毫无专业技能，除了接受布雷特的建议外，他别无选择。他在库博公司下了订单，还安排了一艘500吨级的“莎拉•L•布赖恩特号”双桅船运载制好的电缆出海，以备敷设。这艘船本来是为临近开普雷的奥巴斯克港制造的（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巴斯克的渔民已经常年在纽芬兰水域捕鱼了)，开普雷即这条横跨卡伯特海峡的电缆在纽芬兰一侧的端点。菲尔德还雇用了一名曾经在地中海敷设电缆的英国工程师塞缪尔•坎宁对工程进行监督。
踏上征程
1855年3月，菲尔德回到纽约。他写信给哥哥马修，询问完成从圣约翰斯到开普雷的陆上线路需要多长时间。菲尔德兄弟都是性情中人，马修也很直率，他反问道：“几个月？我们还是说需要几年吧！最近每修建半英里的路我们就不得不在3个峡谷上架桥。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绕过去呢？因为吉斯伯恩已经探测过两侧20英里的地形，他发现了更多的峡谷。这就是原因！你无法想象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有多可怕。我们希望能在1855年竣工，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打赌说它1856年才能竣工。”
虽然纽芬兰陆上线路的进展不尽如人意，但也不能为此推迟海底电缆的敷设。当得知85英里的电缆制成并且已在运输途中时，菲尔德以每天750美元的价格租下了“詹姆斯•阿杰号”蒸汽船。这艘船之前本是来往于查尔斯顿、南卡罗来纳和纽约之间的近海轮船，现在将在“莎拉•L•布赖恩特号”敷设电缆时作为拖船，还将为董事们以及他们的夫人、孩子、朋友和一些尊贵的客人提供奢华的食宿。
受邀参加这次旅行并前来的有：库珀夫妇、莫尔斯夫妇和他们的儿子、74岁的戴维•达德利•菲尔德牧师、在纽约布瑞克长老教会做了63年院长的德高望重的加德纳•斯普林牧师、亨利•菲尔德和他的妻子以及赛勒斯的两个女儿。赛勒斯的妻子玛丽因为刚刚生下次子爱德华•莫尔斯•菲尔德（中间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塞缪尔•莫尔斯），忙于照料新生儿，未能参加。共有超过50人参加了聚会，其中一些是纽约各报社的记者。
1855年8月7日是一个美妙的日子。这天早上，“詹姆斯•阿杰号”离开纽约踏上了征程。这既是一次游艇聚会，又是一次与科技同行的旅行，更是一项金钱铸成的冒险事业。他们先驶往哈利法克斯，然后去圣约翰斯。在甲板上，莫尔斯用他带来的便携式的电报机展示了电报技术；库珀和两位尊贵的牧师探讨了神学；船员们弹奏着吉他以飨各位夫人，而轮船在由晴朗转坏的天气中艰难北行。包括亨利•菲尔德在内的一些旅客不得不在哈利法克斯就下船。随后轮船驶往奥巴斯克港，希望在那里能遇到准备敷设电缆的“莎拉•L•布赖恩特号”。
这个小港口空无一船，塞缪尔•坎宁划小船到“詹姆斯•阿杰号”上，报告说没有“莎拉•L•布赖恩特号”的消息，肯定是因天气状况延误了。菲尔德决定去圣约翰斯，无疑，他希望在那里看到航程上的“莎拉•L•布赖恩特号”。在圣约翰斯的码头，一群纽芬兰狗绕着他们摇头摆尾，似乎在为他们的远征表示祝贺和欢呼。这些狗长毛、大个、黝黑，还很聪明，有“狼的颜色，脚趾间有薄膜”，纽芬兰岛因之而闻名遐迩。看到城里有这么多狗，游客们立即出钱买回家去。
菲尔德总是很注意公众关系，他邀请市议员们参加了甲板上的聚会。作为接受回请，菲尔德他们受邀参加了岸上举行的一场舞会。
一波三折
回到奥巴斯克港时，“莎拉•L•布赖恩特号”终于出现了。但经过一段艰难的航行后，它需要修理，而且，船上的电缆敷设装置也还没有安装妥当。经过菲尔德和坎宁的勘测，他们决定把电缆卸载到开普雷小湾，因为那里的海底是沙质的，非常平坦，而且就在奥巴斯克港以西几公里处。“维多利亚号”从奥巴斯克港运载木料到那个小湾，在那里为电报工作人员修建了一个站点。唯一可以把木材运到那边岸上的办法是像木筏一样漂过去，而每个木筏需要一个水手掌握方向。然而就在木筏快要到达岸上时，海浪把木筏冲开了，把水手也扔进海中，海面上漂浮着厚木板、横梁，还有成袋的屋顶板。
“詹姆斯•阿杰号”上的搜救犬立即展开了营救工作。《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贝亚德•泰勒描写道：“买那些狗真是物有所值。他们勇敢地跳入水中，抓住每一根可以抓住的木头。有时候两只狗合作抓住一块厚木板。他们用一种人类的智慧瞅准时机，穿过拍打着海滩的碎浪，把木材送到他们主人的手中。”
等到站点掩体建成了，“莎拉•L•布赖恩特号”也修理完毕时，连续两天的大雾弥漫却使得任何工作也无法进行。天气转好以后，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乱套了。“詹姆斯•阿杰号”拖着“莎拉•L•布赖恩特号”前行，却发现它的船锚被淤塞了，只能更换。“阿杰号”顺流而下，把“布赖恩特号”的侧舷撞弯了，造成了不少伤亡。“阿杰号”的特纳船长当机立断，割断了拖绳，开动蒸汽机把船开走了，留下“布赖恩特号”自生自灭。船上工作人员想放锚，但失败了。为免于搁浅，不得已，他们只好割断了电缆，急急忙忙地起航驶向大海。
一些人指责特纳船长故意撞向“布赖恩特号”，的确，他采取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当菲尔德把斯普林牧师安排在餐桌的首席时，他就非常不快，因为他觉得那个位子应该是属于自己的。特纳也对自己要听命于一个旅客而心生怨怼，虽然这位旅客—菲尔德先生每天要为这条船以及水手和船长的服务支付750美元。
当“布赖恩特号”修好并重新找到了船锚之后，工作又一次开始了。这一次，特纳船长还是尽他所能，对工作百般刁难。先前建成的掩体上插了一面旗子，船长先生应该控制航向使得那面旗子同掩体后面山腰上的白色岩石保持在一条线上。经过计算，这条线是到布雷顿角岛路上站点的最短距离。
然而，特纳船长继续按他自己的航线前进，远离那条指定的航线。库珀于是去见他，要求他按指令行事。
“我知道如何驾驶我的船，”他回答说，“我有自己的罗盘。”
库珀清楚地看到他们离那条最短的航线有多远，于是再次要求船长遵从他的指令，并警告他，他必须这么做，否则就要对全部损失负责。船长仍然无视他的存在，于是库珀指示在船上的一位公司律师罗伯特•W•劳伯起草了一份文件规定船长的责任。船长最终妥协了，改变航线，但却是向另一方向驶离了同样的距离。航向急转使得电缆扭结在一起，而且航线变来变去，意味着当“布赖恩特号”用去了25英里的电缆时，他们离海岸只有9英里。照这样下去，现有的电缆只够敷设卡伯特海峡2/3的长度。
除了无视航向指令之外，这位船长也拒绝调整自己的速度，根本不考虑“布赖恩特号”上的松缆器向海中放置电缆的速度。当“阿杰号”逆风破浪前行时，电缆越来越像个船锚，拖住无助的“布赖恩特号”的船尾。
同时，海上的风力逐渐增强，微风变成了大风，海平面不断上升，这对一艘被拖行的船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了，况且“布赖恩特号”的船尾还放着几吨的海底电缆。最终，船上的坎宁被迫在船被拖下水底之前割断了电缆。西半球海面上敷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也是通向欧洲的电报电缆的第一个环节，就这样遭遇了滑铁卢。
赛勒斯•菲尔德非常懊恼，但他在命令两艘船前行到泽锡德尼的同时，也把坎宁从“布赖恩特号”调到了“阿杰号”上。在聚集的宾客面前，他宣布坎宁对这次的失败不负任何责任，相反，他已经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坎宁深深地感激菲尔德充满信心的赞赏，他本以为菲尔德会把他当做一只替罪羊来为自己开脱的。“布赖恩特号”在泽锡德尼卸下了剩余的电缆，“阿杰号”则驶向了纽约。虽然失败了，但游艇里聚会的气氛依然浓厚。在船上的最后一夜，大家还举办了一场化装舞会。
最初的成果
董事们在纽约会面时有很多东西要讨论。敷设电缆的远征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但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首先就是海底电缆不能由航行或被拖行的船只来敷设，因为它们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来方便快捷地调整速度。前沿的电报电缆技术需要先进的轮船来进行敷设。董事们也一致地把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一个人身上。几年后，库珀写道：“我们为之花费了那么多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结果我们的事业居然被一个既愚蠢又固执的人毁了，这太令人恼火了。”虽然库珀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当他看到关于特纳死讯的报道时，一定十分欣慰：“这家伙是在桑特堡先开枪的叛乱分子的一个，现在这个卑鄙的家伙死了。”
库珀劝说大家不要放弃，但像往常一样，赛勒斯•菲尔德还是最有力的推动者。库珀写道：“很大程度上，受菲尔德先生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热情的影响，我们继续勇往直前，直到我们穿越海湾，成功敷设了一根新电缆。”
他们再次与库博公司取得联系，但这次他们公司要自担风险地制造并敷设电缆。菲尔德吸取了教训，不再搞什么游艇聚会。坎宁再次作为工程师主管施工。1856年夏天，电缆成功敷设完毕，这次使用的是“普罗彭提斯号”蒸汽船。同年，跨纽芬兰岛的陆上线路也终于完成了；还有，在远比纽芬兰岛有更多人定居、气候也更温和的布雷顿角岛上的140英里线路也宣告完成。
至此，纽约—纽芬兰—伦敦电报公司已建好了一条纽约到纽芬兰的电报线路，从地理角度看，他们完成了总路程的1/3；当然，从技术角度考虑，他们才刚刚开始，因为这是整个计划中较容易的一段；从财务预算的角度看，这也只是一个开始。圣约翰斯与南面各站点的通讯将会使电报线路创造一些利润，但最多也就刚刚够维持的费用。因为圣约翰斯只是一个小港口，本身并不是十分重要。
公司的资金几乎已经消耗殆尽。第一次敷设电缆的惨败花费了公司35.1万美元的资金，这些钱最后都打了水漂。菲尔德自己投资了20万美元，库珀、泰勒和罗伯茨投入的资金和菲尔德差不多。到现在，最初的资金几乎用尽了，他们决定自己发行债券来筹集补充资金。很显然，横越广阔的大西洋需要更多的资金。这样一笔资金只能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筹集到。于是，赛勒斯•菲尔德再次出发去了英国。组建公司
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开发伦敦的资金市场。10年后，菲尔德很骄傲地谈及此事：“我们的小公司在英国人还没有投资1英镑之前，就筹集并支出了超过25万英镑的资金。”现在，菲尔德打算改变这种状况，着手组建一个英国公司。
在投资大西洋电缆这样大的项目时，公司的概念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西方经济史上，合伙
企业一直是融资的首要途径，但这种方式存在不少弊端。随着对资金需求的增长，更多的合作者会加入进来，而人员越多，就越容易臃肿笨拙，而且难以
管理。
公司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除了民族、国家本身，公司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中创造出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如果没有它，现代社会就不会存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另一项发明对公司至关重要，这就是复式记账法。没有它，大型公司就无法进行
管理，也很难进行利润分配。良好的
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很早就为人所知了，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1492年哥伦布在航程中带
会计同行，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在分配战利品时获得利益。
公司区别于合伙
企业的地方在于有限责任的概念。在合伙
企业中，每个合伙人的所有净资产都有风险，但在一个联合股份
企业中，风险只是你投资的数额，因为从法律上讲，一个公司就是一个“法人”。公司可以被控告，可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破产，甚至可以被指控有罪。当然，它也必须交税。但股权持有者与公司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必为他们所投资的公司的行为负责。
所以，依靠这种组织形式，很多投资人可以在探险和远程贸易中共同寻求巨大的利益，而不必担心被同样巨大的风险打倒。任何人都可以和其他人组建一个合伙公司，但最开始时，只有政府有权力组建一个法人，这就是早期公司充满了政治性的原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在英国，莫斯科公司和东印度公司都是在16世纪经国王特许成立的，后来发展成规模利益丰厚的大型
企业。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东印度公司一直是国王在英属印度的统治机构。荷兰东印度公司则使荷兰成为17世纪欧洲最富裕的国家。
如果没有联合股份公司，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美国的历史，就会转向不同的方向发展。首先，很多早期的殖民地都是由于联合股份公司为在新大陆寻找利益而纷纷建立的。万事开头难，像许多全新行业中的启动
企业所遭遇的那样，大多数公司都经营惨淡，但其中在纽约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却鹤立鸡群，业绩表现卓然，至少在最初时是这样的情况。荷兰西印度公司耗费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正式成立的第一年，就向荷兰运回了价值约4.5万荷兰盾的7 500多张毛皮。
即使有些殖民地的安排不是追求利润而是其他什么—例如实现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也同样期望分得股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和普利茅斯殖民地最初就是仿照联合股份公司建立而成的。1621年，当“五月花号”返回英国时，因为并没有运回一船货物回来出售，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投资者很不开心，虽然他们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
在几个世纪里，这种在经营中只担负有限责任的权利一直都是君主的赏赐或者是作为君主的代表。美洲殖民地取得独立后，原来国王建立有限公司的权利转移到英国国王权力的继承者，即各州议会的手中。这为公司的组建带进了新的元素，就是议会给予或付出的虚虚实实的政治特点。
19世纪20年代起，议会开始放弃组建公司的权利。这不是出自利他主义，大家都知道，主动放弃权利从来不是人类的本性。准确地说，这只是一个需要。在整个殖民时期，美洲殖民地总共只组成了7个公司。但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资金需求急速增加，以公司制组建
企业的要求也与日俱增。18世纪的最后4年，新独立的美国有335家公司制
企业。到1800~1860年间，仅宾夕法尼亚州就组建了超过2 000家公司，州议会已经不能再处理所有的公司执照的申请了。
早在1811年，纽约州就第一个通过了组建公司法，但该法只适用于从事制造几种特定
产品，如船锚和亚麻制品的
企业。然而，早期组建公司的大多数
企业都打算从事铁路、运河和电报事业的建设和运营。
在英国，工业革命也见证了很多新公司的诞生，有的通过特许证，有的则通过法令。然而18世纪早期发生的一桩被称为“南海股票泡沫”的
证券骗局使几千人走向破产，使人们此后一直对有限责任这个概念心存芥蒂，除非是为了公众用途，比如铁路，他们才会选择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冒风险投资的人们筹集了大量资金，但是这种筹钱方式的压力最终证明很难抵挡。1844年，议会通过了一部全面的《公司组建法》。在这之后，公司的数量急遽增长，伦敦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也随之快速发展。
政府的支持
除了要在英国筹集到新的资金外，菲尔德也认识到英国政府对大西洋电缆的成功也非常感兴趣，并且对长途海底电缆很有兴趣。19世纪中期，“日不落”帝国早已名不副实。但在伦敦，要
管理整个帝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到加拿大需要两周，到印度要两个月，到新西兰要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刚刚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和法国合作在黑海海底敷设了一条电缆，路程是从瓦尔纳(位于现保加利亚境内)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巴拉克拉瓦，这使得英法政府可以更紧密地合作处理事务。如果没有电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电缆了，而政治家们希望能够对战场较远的战争每天实行有效的指导，他们自然会希望同各地都能实现即时通讯，也希望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
来到英国以后，菲尔德写信给当时的外交大臣乔治•维利尔斯，即克拉伦登伯爵，希望能够拜会他。 伯爵很快安排了会面。与菲尔德同去寻求帮助的还有德高望重的塞缪尔•莫尔斯。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伯爵对他们的计划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问了不少问题。而且他还有些惊异，不仅因为这个计划如此浩大，也由于菲尔德坚信这个计划终将成功。伯爵问道：“但假如你没有成功呢？假如你做了努力，但失败了，或者电缆在海里断掉了，那你怎么办？”
菲尔德的回答直率而且带着美国式的乐观：“计算一下收益和损失，然后再敷设另一条。”
伯爵让菲尔德把计划以书面形式写下来，他明确地表示英国政府会支持这个计划。虽然在此之前英国政府经常遇到这样的请求，并往往只提供“除实际帮助外所有的援助”。菲尔德很快受邀拜访财务大臣詹姆斯•威尔逊，而且在他的乡间别墅深入地讨论了这个计划。
后来，威尔逊写了一封信给菲尔德，表明了官方的答复：政府将提供船只来做所有必需的进一步的探测；认真考虑他的提供船只帮助敷设电缆的请求。而且，政府同意一旦电缆开始运行，英国政府将每年支付14 000英镑，条件是如果美国政府也有类似的协议安排，且英国政府获得的信息优先于除美国外的其他所有国家。14 000英镑是预计的敷设电缆的费用350 000英镑的利息额（利率为4%）。
菲尔德再也想不出比这更诱人的条件了。这意味着最终路线的勘测不需要公司的资金，而且也可以省去用来敷设电缆的大型远洋轮船租赁、改装和人员配备的巨大花费。而且，有投资意向的英国人也会明白，一旦电缆敷设成功，他们投资的收益将得到保障。菲尔德立即写信给库珀转达了这个喜讯。他指出虽然电报系统的两端都在英国领土上，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期望得到超过美国的优先权。他还建议库珀写信给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以劝说美国政府给予同样的条件。
荣辱与共
同时，菲尔德于1856年10月在伦敦组建了大西洋电报公司。为了筹集资金，他在英国做了一次巡回游说，包括在商会演讲以及与其他各界人士会面。他不断地展示他的论据、数字，预计以及转达包括莫尔斯在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意见。莫尔斯已经串联起了伦敦和伯明翰之间10条200英里的电报电路，菲尔德鉴于此证明，1分钟内会有多达200个信号穿过一条2 000英里长的电缆。
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会受到很多关注自不待言，但同时不可避免的是，这项计划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当然也有人主动出谋划策，提供他们认为能更好地完成工作的建议。这些人建议用气球把电缆吊在空中，或者漂浮在水平面以下。还有人认为应该沿电缆连接一连串的浮标，这样船只可以在中途停下来收发信息。连阿尔伯特亲王也参与了举荐行动，他建议把电缆封闭在玻璃管中。
很多人认为这个工程绝对是天方夜谭。公司收到了很多信件，指出电缆不会沉到海底，当它的密度和水的密度相等的情况下，就会悬浮在那里。事实上，由于水几乎是不可压缩的，它的密度不会随深度而有大的改变。虽然有巨大的水压，但大西洋海底水的密度只比海平面的高2%。
不只是那些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们持这种观点，甚至连当时主管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皇家天文学家乔治•艾里爵士也表示：“把电缆放入如此之深的水下从数学角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能够实现，也没有信号可以穿过如此长的线路。”
但这项事业是如此宏大，再加上赛勒斯•菲尔德真诚的热情，吸引了很多认购者。菲尔德的坚定信念也让他们感到安慰。一位热爱饲养大猎犬的有钱人本有实力投资，但他谢绝加入这个计划。菲尔德在他的养狗场拜访了他，希望能够把他说服。谈话中，菲尔德问那位先生能否想象出一只大狗横跨英美两国，他回答：“当然了，先生，我能想象到任何东西。”
“好的，”菲尔德说，“我所说的这项希望你能参加的工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只狗。你在利物浦掐它的尾巴，它就会在纽约狂吠。”
就这样，发行的350股股票在几周内就以每股1 000英镑的价格被预订一空了：伦敦认购了110股，利物浦86股，格拉斯哥37股，曼彻斯特28股。作家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先生也是一名私人投资者，两位长期住在英国的美国银行家乔治•皮博迪和C•M•兰普森分别认购了10 000英镑和2 000英镑。菲尔德自己认购了88股，希望能把它们卖给美国的投资者，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后来，他只处理掉了其中的27股，有些还是赔本出售的。因此菲尔德自己不得不保留剩下的61股，是其他美国持股人投资额的两倍多。这次投资的30.5万美元再加上他已经投进的20万，是他大部分的资产。菲尔德和大西洋电缆的命运就这样牢固地连在一起了，息息相关，荣辱与共。
纽约的喧哗
菲尔德返回美国，在圣诞节到达纽约，但他不得不立刻赶往圣约翰斯照顾那里的生意。冬天去往纽芬兰可不是那么舒服，菲尔德又有晕船的毛病，所以很快就病倒了。他一完成来此的工作（安排使议会授予大西洋电报公司类似于其给予纽约—纽芬兰—伦敦电报公司的岸上特权），就立刻回纽约了。
在纽约，他发现在华盛顿有很多声音反对美国政府与公司签订类似于英国的协议，他觉得有必要去一次华盛顿。
董事会已经写信给皮尔斯总统，里面有英国政府条款的复件，希望美国政府也有类似的安排。在英国，首相和内阁牢固地控制着行政机构和议会，政府的意见没有其他障碍，如果他们想去做，就能很快采取行动。但在华盛顿，国会独立于总统，有着自己的政治考虑。
皮尔斯看到，如果美国政府参与敷设大西洋电缆，很明显是有利可图的，于是对这个计划表示赞成。但他却不愿意公开表示支持，所以由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后来很快成为林肯总统的国务卿）向国会提出议案，因为国会有权力拨出必要的资金。由于没有英国那样庞大的帝国需要
管理和防卫，很多议员看不到大西洋电缆计划中有什么国家利益。
美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像他们的英国同行（比如查尔斯•狄更斯）一样，对工业革命的整体效应既不相信也没有什么好感，特别是对诸如铁路、蒸汽船和电报之类的新发明。就在两年前，愤世嫉俗的亨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Walden）中轻蔑地写道：“我们很急于修建从缅因到得克萨斯的电报线，但可能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交流；我们期望开通大西洋底的线路，使新旧大陆之间的联系时间缩短几个星期，但恐怕散播给
大众、传入美国人耳朵的第一条消息将是：阿德莱德公主咳嗽了。” 令国会更担心的是流行在美国人灵魂深处的“反英病”潜流，这种反英情绪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一直到美国站在英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完全消失。反英情绪在南方更为浓厚，因为在独立战争中，班尼斯特•塔尔顿和帕特里克•弗格森之流所率领的劫掠成性的英国士兵对美国南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田纳西州参议员詹姆斯•C•琼斯很坦率地说：“我不愿同英国或英国人扯上关系。”
当然也有一些议员意识到提出大西洋电缆敷设计划的人都非常富有，他们也许愿意出钱换来议案通过。于是菲尔德不得不赶到华盛顿，努力游说国会通过议案。他的兄弟记录道：“在华盛顿的几个星期比置身于纽芬兰海岸周围的冰山中还要糟糕。大西洋电缆已经遇到过很多纠结，但从没有像走到政客们中间时这样，看起来拧成一个令人绝望的死结。”
有很多议员无疑也看到了这项事业的潜在价值，并努力促进这个议案的通过。除纽约州的苏厄德议员大力支持以外，支持者还包括：
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他与林肯两年的辩论帮助描述了即将爆发的南北战争；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朱达•P•本杰明，他将成为南方邦联内阁的司法部长、作战部部长和国务卿。
本杰明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坦白地表示：
“当我看到这些科学成就时，我感觉到一种由衷的骄傲，因为我也身处这个伟大的人类大家庭中。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技术，跨越隔开我们的大洋，实现心灵与心灵之间即时的沟通。我们无知的先祖也许认为，那片海洋好像是神的旨意摆放在那里，作为阻碍人与人交流的永恒的屏障。先生们，现在我们在几分钟内实现对话，在以前欧洲海岸边的战役中打响的枪声，它的回音很少回荡在我们自己的山脉中，然而现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听到了，这些都是科学的胜利之曲，也是美国天才的凯旋之歌，我为此感到自豪，而且渴望它发扬光大。
即使有这样的政治支持，这项议案也仅以一票的优势在参议院通过，众议院也多不了几票。议案由皮尔斯总统在离任（总统职位由詹姆士•布坎南接任）的前一天，即1857年3月3日签署而正式成为法律。这一法案授予纽约—纽芬兰—伦敦电报公司的待遇与伦敦政府给予大西洋电报公司的条件基本相同，即同样的补贴、勘测和船只。
海底勘测
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履行了一条承诺。美国海军上尉O•H•贝里曼指挥美国“北极号”军舰，已经于前一年详细勘测了圣约翰斯到爱尔兰海岸之间航道的大圆弧海区。 1857年春天，英国皇家海军派遣约瑟夫•丹门指挥皇家舰艇“赛克罗波斯号”做了一次类似的勘测。
对通过地区海洋深度的精确测量对电缆的敷设来说是必需的。这倒不是因为深度会影响海底电缆的运行，而是因为深度决定在敷设电缆时电缆应该拉多紧。海水越深，垂在船下的电缆也就越长，它的重量就会拖曳电缆。显然，电缆必须能够承受所遇到的最大的拉力，所以深度决定电缆所需要的强度。
这两次探测都是在近岸时每二三英里做一次测量，结果显示海底是一个斜坡，纽芬兰一侧平缓而爱尔兰附近则较陡峭。远离海岸后，每二三十英里测量一次。如此大的间隔是因为在深海里放出和收回沉重的大麻绳很费时间，每次测量需要大概6个小时。新的探测充分证实了先前美国关于两地之间的“电报高原”（马修•莫里的说法）的结论，平均深度从纽芬兰到爱尔兰逐渐升高。
两地之间海底地势基本上比较平稳，唯一明显的陡峭地距爱尔兰200英里，那里的地势在约12英里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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