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修•菲尔德在阿斯特宾馆的会面纯属偶然。赛勒斯开始并不情愿，他的哥哥菲尔德成功地劝服了他去听听吉斯伯恩的计划。
像大多数成功的商人一样，赛勒斯•菲尔德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当天晚上，吉斯伯恩在菲尔德的书房里侃侃而谈，勾勒自己的蓝图，而赛勒斯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倾听，然而吉斯伯恩的构想并没有给赛勒斯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的确，圣约翰斯距离欧洲的航程要比从纽约到欧洲近1 200英里，一条从圣约翰斯到开普雷，然后穿越卡伯特海峡的电报线路肯定会大大提高欧美间信息传递的速度。要知道在当时，蒸汽轮船的速度不过10节左右。
但与圣约翰斯相比，哈利法克斯显然是一个更为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它是加拿大在大西洋唯一的陆上不冻港）。哈利法克斯距欧洲600英里，而且已经初步贯通了电报线路，而吉斯伯恩的工程需要在一个人类无法居住的荒岛上建设电报线路，还要敷设一条相当长的海底电缆。菲尔德因此认为，仅仅为了缩短一天的信息传达所需要的时间而投身于这样一项困难重重、代价高昂又极度危险的工作，简直是得不偿失。
但是，当他的哥哥和吉斯伯恩离开之后，凝视着书房里的地球仪，菲尔德突然意识到，如果能穿越大西洋，敷设一条从爱尔兰到纽芬兰的海底电报电缆，那么越大西洋
通信的时间将不是缩减几天，而是几个星期了。这样，工程的意义可就大不一样了。
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是当时的全球金融中心，英国是第一经济大国。虽然美国经济实力急剧增长，但仍然需要大量资金输入以支持国内的工业和铁路建设，而这些资金大多来自英国。此外，当时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业
产品都是英国制造，英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号称“伦敦城”的伦敦金融区里的一举一动都对每一个美国商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如那位成功的美国商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时间就是金钱。”
菲尔德明白，拥有与伦敦市场的即时通讯就等于拥有了获得巨大潜在利益的工具。但这项工程能顺利完成吗？用菲尔德的话说，有人能“在海洋的脖子上勒一根缰绳吗”？
他对这项工程所涉及的科学技术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很幸运，正是因为不懂，他才没有放弃他的整个构想—在别人眼里看来这简直像是天方夜谭。第二天，他写信给两位专家征求意见，其中一位是塞缪尔•F•B•莫尔斯。
像菲尔德一样，莫尔斯也出生于一个显赫的新英格兰公理会教士家庭。他的父亲杰迪代亚•莫尔斯是美国地理学的奠基人，其第一本书《地理入门》（Geography Made Easy）于1784年出版，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地理方面的
书籍。塞缪尔生于1791年，比菲尔德大十几岁。他曾立志成为一个艺术家，事实上他确实曾经是一个不错的肖像画家，但却不擅长大型历史画作的创作。后来他把精力转向了电信技术。在1832~1844年间，他克服困难，努力完善他的电报系统，乐于采纳他人的意见。比方说，他曾经采纳约瑟夫•亨利的意见，后者是当时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或许是当时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还有阿尔弗雷德•威尔，他的商业伙伴。
在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政府出资兴建的巴尔的摩和首都华盛顿之间的电报线路后，莫尔斯不得不在法庭上积极地保护自己的专利权。直到1854年，经由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他才最终赢得了专利权官司。拥有专利后，莫尔斯踏入了富人的行列。
甚至在1844年成功架设陆上电报线路之前，莫尔斯就已经相信完全可能修建一条跨大西洋的电缆。他在1843年写给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C•斯宾塞的一封信中谈到：“依靠电磁波的电报通讯肯定能够跨越大西洋。” 结合他穿过纽约湾的水下电缆实验，他写道：“现在看来这可能无法想象，但我相信这一伟大工程总有一天能够实现。”他告诉菲尔德说自己还像10年前一样充满信心，热情支持这个设想。对技术知识几乎一无所知的菲尔德可能也根本没意识到莫尔斯的知识局限性。
赛勒斯写信征求意见的另一位专家是美国海军上尉马修•方丹•莫里。莫里出生于弗吉尼亚，1825年，他19岁时，就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他参与了美国“文森尼斯号”军舰为期4年的环球航行，此后仍在海军服役。1834年，他利用休假时间完成了他的《导航理论与实践新论》（A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reatise On Navigation）。由于对导航系统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被派去参加美国东南海岸的勘测工作。在业余时间，他发表了不少论文，力陈应该提高海军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这些论文赢得了大批读者，对国会决定于1845年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建立美国海军学院起到了重大作用。
1839年的一次驿站马车事故使莫里永远地跛足了，此后他没有再回到海上服役。他被任命为图表仪器室的负责人。1844年，海军任命他为华盛顿新建的美国海军观测台台长。在此后的海军生涯中，他致力于绘制世界大洋的风区和洋流，促进了世界气象学的
资料收集。
1853年，莫里代表美国出席了布鲁塞尔国际气象大会。这次盛会建立了统一的气象学数据标准。莫里还利用他的知识为纽约和旧金山设计了一条更好的航道，使得两地之间的航程缩短为不到47天。
19世纪50年代初，莫里已经是美国顶尖的海洋学家。1855年，他的《海洋自然地理》（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ea）出版，这是美国第一部海洋学教材，也被证明是19世纪伟大的畅销科技
书籍之一。莫里由此享誉国际。
因此，菲尔德向莫里请教是很自然的。他询问莫里，从海洋学的角度而言，敷设一条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是否可行。莫里很快回信写道：“这太令人惊异了。在我收到你的信时，我写给海军部长的关于同样主题的信刚要结尾。”他还把信的副本放在了给菲尔德的回信中。 莫里给部长的信中写到，双桅船“海豚号”在1853年夏天勘测了大西洋有关海域的风区和洋流，那片海域“是欧洲和美国商人贸易往来的主干道”。“海豚号”的船长利用这次机会完成了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的远洋深海深度探测，为菲尔德提供了必需的精确数据。莫里写道： “就深海底层的情况来看，这次的远洋深度探测对两个大陆之间的海底电缆是否可行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意义。从纽芬兰岛到爱尔兰岛的最短距离约为1 600英里。两地之间的海底的高原地形好像就是为了敷设海底电缆而生的，还能使线路免遭损坏。这条线路既不太深也不太浅，一方面，电缆敷设以后，海底的深度足以防止电缆受到船锚、冰山和其他任何漂流物的损害；另一方面，它也足够浅，这样电缆才有可能顺利地被置放到海底。
这片海底高原的深度是很规则的，在逐渐向另一侧推移的过程中，纽芬兰由一侧深度约1 500英寻，逐渐增加到另一侧的2 000英寻。
我（不会）装做去考虑那些技术细节问题，比如海洋足够安静的时间，大海是否足够平静，电缆是否足够长，工作船只是不是足够大。我们只是敷设一条长1 600英里的电缆。我不害怕这些困难，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充满进取心和创造性，一旦遇到什么问题时，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满意而实用的解决方案。”
莫里还告诉海军部长，那些取自“美丽高原”的样本显示，这一海域的海底是由精细的壳类组成的，没有沙子或砂砾。这些壳类是漂流到此处的浮游生物死后所遗留下来的残骸，这表示这一海域底部并不存在向上方运行、影响海底电缆的洋流。于是莫里得出了一个结论：“所以说，就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海域的深海底情况而言，我们是能够修建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的。”
这条消息对于菲尔德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一方面，人们显然已经开拓出了海底电缆的路线；另一方面，这条路线也能够近乎完美地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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