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公司
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开发伦敦的资金市场。10年后，菲尔德很骄傲地谈及此事：“我们的小公司在英国人还没有投资1英镑之前，就筹集并支出了超过25万英镑的资金。”现在，菲尔德打算改变这种状况，着手组建一个英国公司。
在投资大西洋电缆这样大的项目时，公司的概念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西方经济史上，合伙
企业一直是融资的首要途径，但这种方式存在不少弊端。随着对资金需求的增长，更多的合作者会加入进来，而人员越多，就越容易臃肿笨拙，而且难以
管理。
公司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除了民族、国家本身，公司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中创造出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如果没有它，现代社会就不会存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另一项发明对公司至关重要，这就是复式记账法。没有它，大型公司就无法进行
管理，也很难进行利润分配。良好的
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很早就为人所知了，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1492年哥伦布在航程中带
会计同行，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在分配战利品时获得利益。
公司区别于合伙
企业的地方在于有限责任的概念。在合伙
企业中，每个合伙人的所有净资产都有风险，但在一个联合股份
企业中，风险只是你投资的数额，因为从法律上讲，一个公司就是一个“法人”。公司可以被控告，可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破产，甚至可以被指控有罪。当然，它也必须交税。但股权持有者与公司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必为他们所投资的公司的行为负责。
所以，依靠这种组织形式，很多投资人可以在探险和远程贸易中共同寻求巨大的利益，而不必担心被同样巨大的风险打倒。任何人都可以和其他人组建一个合伙公司，但最开始时，只有政府有权力组建一个法人，这就是早期公司充满了政治性的原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在英国，莫斯科公司和东印度公司都是在16世纪经国王特许成立的，后来发展成规模利益丰厚的大型
企业。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东印度公司一直是国王在英属印度的统治机构。荷兰东印度公司则使荷兰成为17世纪欧洲最富裕的国家。
如果没有联合股份公司，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美国的历史，就会转向不同的方向发展。首先，很多早期的殖民地都是由于联合股份公司为在新大陆寻找利益而纷纷建立的。万事开头难，像许多全新行业中的启动
企业所遭遇的那样，大多数公司都经营惨淡，但其中在纽约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却鹤立鸡群，业绩表现卓然，至少在最初时是这样的情况。荷兰西印度公司耗费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正式成立的第一年，就向荷兰运回了价值约4.5万荷兰盾的7 500多张毛皮。
即使有些殖民地的安排不是追求利润而是其他什么—例如实现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也同样期望分得股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和普利茅斯殖民地最初就是仿照联合股份公司建立而成的。1621年，当“五月花号”返回英国时，因为并没有运回一船货物回来出售，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投资者很不开心，虽然他们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
在几个世纪里，这种在经营中只担负有限责任的权利一直都是君主的赏赐或者是作为君主的代表。美洲殖民地取得独立后，原来国王建立有限公司的权利转移到英国国王权力的继承者，即各州议会的手中。这为公司的组建带进了新的元素，就是议会给予或付出的虚虚实实的政治特点。
19世纪20年代起，议会开始放弃组建公司的权利。这不是出自利他主义，大家都知道，主动放弃权利从来不是人类的本性。准确地说，这只是一个需要。在整个殖民时期，美洲殖民地总共只组成了7个公司。但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资金需求急速增加，以公司制组建
企业的要求也与日俱增。18世纪的最后4年，新独立的美国有335家公司制
企业。到1800~1860年间，仅宾夕法尼亚州就组建了超过2 000家公司，州议会已经不能再处理所有的公司执照的申请了。
早在1811年，纽约州就第一个通过了组建公司法，但该法只适用于从事制造几种特定
产品，如船锚和亚麻制品的
企业。然而，早期组建公司的大多数
企业都打算从事铁路、运河和电报事业的建设和运营。
在英国，工业革命也见证了很多新公司的诞生，有的通过特许证，有的则通过法令。然而18世纪早期发生的一桩被称为“南海股票泡沫”的
证券骗局使几千人走向破产，使人们此后一直对有限责任这个概念心存芥蒂，除非是为了公众用途，比如铁路，他们才会选择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冒风险投资的人们筹集了大量资金，但是这种筹钱方式的压力最终证明很难抵挡。1844年，议会通过了一部全面的《公司组建法》。在这之后，公司的数量急遽增长，伦敦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也随之快速发展。
政府的支持
除了要在英国筹集到新的资金外，菲尔德也认识到英国政府对大西洋电缆的成功也非常感兴趣，并且对长途海底电缆很有兴趣。19世纪中期，“日不落”帝国早已名不副实。但在伦敦，要
管理整个帝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到加拿大需要两周，到印度要两个月，到新西兰要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刚刚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和法国合作在黑海海底敷设了一条电缆，路程是从瓦尔纳(位于现保加利亚境内)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巴拉克拉瓦，这使得英法政府可以更紧密地合作处理事务。如果没有电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电缆了，而政治家们希望能够对战场较远的战争每天实行有效的指导，他们自然会希望同各地都能实现即时通讯，也希望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
来到英国以后，菲尔德写信给当时的外交大臣乔治•维利尔斯，即克拉伦登伯爵，希望能够拜会他。 伯爵很快安排了会面。与菲尔德同去寻求帮助的还有德高望重的塞缪尔•莫尔斯。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伯爵对他们的计划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问了不少问题。而且他还有些惊异，不仅因为这个计划如此浩大，也由于菲尔德坚信这个计划终将成功。伯爵问道：“但假如你没有成功呢？假如你做了努力，但失败了，或者电缆在海里断掉了，那你怎么办？”
菲尔德的回答直率而且带着美国式的乐观：“计算一下收益和损失，然后再敷设另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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