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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华:以电影《芳华》为例,看文革式的批评逻辑

来源:未知  时间:2018-01-08 03:35  作者:管理人

电影《芳华》公映以后,批评家内部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当然,否定《芳华》是允许的,只是,在有些否定的陈述中,我们依稀看到了一种文革式的批评逻辑:既然文革是应该彻底否定的,既然那个时代的所谓理想是建立在一种虚妄、狂热、激进基础上的,那么这个时代就应该没有什么“青春”可言,也不可能有什么“芳华”。除非,电影直接批判形成文革的体制,控诉文革的危害。如果那个时代的黑暗、罪恶都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和展现,谈什么青春和芳华都只能是虚假的、矫情的,粉饰现实的。

支撑这个批评逻辑的,是强调一定时代的政治和美学必须无缝对接,其美学表现必须完全符合对于它的政治判断。例如一个饰演女兵的演员头发卷了一点,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一个正面人物的衣服上没有补丁就是不艰苦朴素;革命的男女之间只要有暗生情愫的苗头,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总之,政治理念要纯粹再纯粹;艺术形象要与之匹配再匹配;任何与革命的政治理念不相吻合的美学差异,都绝对不能发生。

这个逻辑带来的影响是在文艺中产生了许多禁忌:小人物不能写;中间人物不能写;人性不能写;爱情不能写;亲情不能写;英雄人物不完美不能写……所以,文革文艺的最高境界,是追求文艺与政治的高度一致,用政治的教条来规范丰富多样的生活,政治教条是检验文艺作品的唯一尺度。

《芳华》所表现的部队文工团,在我们少年时代,是一个可望不可及,既神秘又充满魅力的地方。一些有文艺特长的学生,最理想的出路,就是被部队文工团“特招”。有时候,特招可以有限地突破一些政审规定,例如招收某些文艺家庭出来的孩子,某些知识分子家庭里确有文艺天分的孩子等等。当然,文工团里最多的还是那些有门路的人。

1980年代中期,我进入浙江美院的时候,校门对面是省军区政治部,紧邻校门西面,是一幢普通的三层小黄楼,那就是省军区文工队的女兵宿舍。1984年大裁军以后,文工团撤消,保留了一支小规模的文工队。于是,这幢小黄楼就成了美院男生观察生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地方,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号就是“攻炮楼”。文工队的女兵确实和一般女兵不一样,她们很多时候并不是整齐地列队进出,而是三三两两,常常挽着手臂,穿着显然改动过的军装,显出婀娜多姿的腰身,款款地行进在南山路上,让美院的男生们看得如痴如醉。“攻炮楼”确有成果,个别大胆的文工队员,偷偷被男生带进美院,参加教室里的舞会,这事如果发生,第二天就成为特大新闻,在校园不胫而走。最成功的当属一位国画系男生和一位文工队员真的恋爱了,他们后来由暗转明,最终结为夫妻,在美院男生中传为美谈。

为什么说这些呢?这是因为,青春、回忆、往事常常是按美学的,心理学的原则回溯的,它们有自己的逻辑,它们常常会突破理性的堤防,伴随着荷尔蒙的气息,沉浸在那些青春细节中;而随着时间的远逝,关于青春我们便有了两个版本,一个理性的、正统的版本;一个感性的,身体的版本。说起文革,我们常常会控诉,它是如何摧毁了我们的童年,剥夺了我们学习的机会;同时,另一个版本又让我们深情地怀念那段自由任性的时光,那个没有老师管束,没有作业,放学就疯玩的童年。就是当年让我们痛恨的“学农”劳动,后来回忆,也充满了一种对田野的眷念:阳光、庄稼;新奇、好玩。这就是美学的逻辑,跟着性情走,跟着感觉走,跟着身体走。

我有一个批评家朋友,出身并不好,文革中,按理应该身处边缘,但他有文艺特长。他总体上是坚决否定文革的;另一方面,他又会时常回忆他文革中的芳华:写美术字、画毛主像、还在全校的舞台上表演二胡独奏《赛马》,因此身边总是围着崇拜的女生。直到今天,他还骄傲地说,我们中学前后三届,没有不知道我名字的。可见,文革可能又同时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一个总体上是令人痛苦的时代,对每个个体而言,有没有属于他个人独有的悲欢呢?或者在总体的不幸之下,同时是否又存在着个人零星的,片段的欢愉呢?一个坏的年代,是不是其中所有的一切都只有同一种悲哀的色调呢?日后,当我们用文艺的手段来回忆那个时代的时候,是不是无一例外的都只能进行政治的、理性的批判,而没有生命的,青春的,感性的体验呢?如果美学的这种独特的逻辑不能成立,那艺术史、文学史也都将无法成立。《红楼梦》会因为不表现阶级斗争而没有意义;《水浒传》如果不反皇帝也将没有意义……还有《长恨歌》呢?还有《琵琶行》呢?岂不都因为没有直接批判当时的政治现实,揭示社会黑暗而失去价值吗?

美学是感性学,不是政治学,它揭示给我们的,是一代人的生死荣辱、爱恨情仇;它当然表现政治,但它不完全以政治的是非为是非,形象大于思想,形式大于内容,它只能以最普遍的人性、人情作为标准。其实这些是老生常谈,在文革后的大学课堂里早已讨论过了。我们讨论过无数的案例,讨论过宋徽宗、讨论过李煜;我们承认他们的绘画、书法和文字不光在今天有价值,未来也仍然有价值。正是因为这样,艺术家才可以骄傲的对政治家说:几百年以后,政治家会被人忘记,而艺术家将得以永生。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常识的东西,在今天怎么又成为问题了呢?

冯小刚的不幸在于,他目前还没有达到更高的政治的,美学的高度,是否能进入艺术史,我们还不好说;但应该肯定的是,他尽力了。我问过许多八零后,九零后,他们不知道文革,甚至不知道近三十年发生的事情。《老炮》、《芳华》在这个意义上,是在保留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记忆。当然,电影与冯小刚的个人经历有关,这只是冯小刚眼里的历史。不过,虽然他的作品有局限,有问题,但他的努力很有价值;试想,如果对《老炮》、《芳华》这样的作品露头就打,以后还有谁愿意触及这种敏感的题材。《芳华》毕竟审查了很久,至于以后还能不能有类似《芳华》的第二、第三出现,真的很难说。也许,将来给冯小刚纠错和提升的机会都不太有了。就凭这点,我们也要向冯小刚今天的努力致敬。

经历过文革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文革的影响。可怕的是,这种影响会像梦魇一样,潜在地支配我们。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并没有置身事外,尽管我们可能是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是文革思维模式接受者和运用者;直到今天,当我们在进行批评活动时候,都会不自觉地会运用文革式的批评逻辑;既想否定文革,但又下意识地运用了文革的方法,用纯政治的眼光去看待表现文革的艺术作品,用政治教条作为评价表现文革作品的唯一标准。如果这样,应该是一代批评家最大的悲哀。

游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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