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管理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时聪慧好学，4岁起从祖父和母亲读四书五经，8岁已能诗善文。10岁应童子试，被人称为“神童”。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但是，历史却给梁启超规定了另外一条道路。1890年，深为国家命运担忧的梁启超因仰慕康有为以布衣上书的大胆举动和学识，以举人之身从当时尚为秀才的康有为受业。在树木森森的万木草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而且涉猎了许多西学书籍。通过4年的刻苦学习，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整套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成为康有为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1895年，梁启超再到北京应考，同康有为一起联络各省“公车上书”。之后他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保国会”，曾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主编了《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刊，并时常亲笔撰文，系统而详尽地宣传了维新变法的理论。戊戍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继续进行改良主义的宣传，并公开与革命派论战。辛亥革命后回国，参加袁世凯政府，任司法总长。他组织进步党，同国民党对抗。1961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7年一度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不久就被抛弃。晚年在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清华大学）任教。著作编有《饮冰室文集》和《饮冰室合集》等。

　　1.政治变革思想

　　梁启超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着重强调一个“变”字。他在《变法通义》中指出：天地间一切事物“莫不变”，天地万物、人类社会都处在经常的变化之中，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古今之公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痛斥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明确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垂危的祖国。他从当时亡国大祸迫在眉睫的险恶局势出发，警告清政府：“变亦变，不变亦变”，变法已为世界大势，绝非人力所能抗拒和阻挠的。他要求清政府掌握变法维新的主动权，“博效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学习西方，实行变法，把封建的中国导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能保国、保种、保教，“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而不实行变法则只有亡国灭种，后果将不堪设想。梁启超根据西方天赋人权学说，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议院、兴民权的政治变革主张。

　　为了实现上述政治变革，梁启超认为，首先必须从“育人才”和“变官制”入手。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认为，不仅变法主要靠教育来实现，国家的强弱也以教育为转移。只有从教育入手，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开民智”，才能“伸民权”，使中国转弱为强。当时中国社会人才极端缺乏，已成为“中国今日之大患”。少数知识分子醉心科举和功名利禄，只知死背四书五经，而农、工、商、兵不知学。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要改变这种状况，封建统治者必须放弃愚民政策，改革科举制度，学习西方教育，普遍设立学校，提倡西学。他还认为，改变官制是变法维新的关键所在。他批评清朝官僚制度的腐败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官吏愚昧无知，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形如虎狼，是实行变法的障碍。因而必须改变封建官僚制度，淘汰旧官吏，擢用维新人才，才能变法维新，国家才有希望。他的这种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

　　2.实业管理思想

　　梁启超主张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振兴实业，把振兴实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身上。宣称“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牛马以终古之日”。既然中国的前途完全决定于有无大资本家，那当然要以大资本家的利益为民族的最高利益了。因此，他主张发展经济“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

　　为了振兴实业，梁启超明确提出“以托辣斯之法行之”的近代工业管理思想。他认为，托辣斯是“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计界，将仅余数十大公司”。因为，托辣斯“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是“最普遍最宝重之公例”的“最善法门”。而且，托辣斯将会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不及十年，将披靡于我中国”。所以，他提出“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并以此管理方法从事中国的丝、茶、皮货、瓷器、纺织品等重要产品的生产。这样，就“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他充分估计了实行托辣斯管理方法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并以此强国而对付外国，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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